一、一点说明 本文之所以要用“三论”做题目，是因为笔者在前几年曾经作过《鲁迅的骂人》和《再论鲁迅的骂人》两组随笔，都是有感而发的。第一篇写于1991年底，那时软性读物流行一时，梁实秋的小品与情书改变了人们原来从教科书里获得的“乏走狗”的印象。鲁迅一生积怨甚多，宿敌成行，其中最负恶名的是梁实秋，如今最被人同情的也是梁实秋。我于是作了一点文字，重提这个旧公案，为了说明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梁实秋在文章里暗示了对方是拿卢布津贴的共产党，这就有了想借当权者之刀来镇压对手的嫌疑。其实这也不是从梁实秋开始的，自林纾写《荆生》起就包藏了这样的祸心，也算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内功。那篇短文是以“梁实秋活该”为结语，很使有些厚道的朋友以为是伤了忠厚，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声“活该”却成为一个题目，诱惑我去探询历史上某些被遗忘的黑洞。但是这个题目我做得并不顺利，倒不是那些被骂者不“活该”，只是在太平盛世中要去回想一些恐怖记忆不但需要环境的刺激，也需要一种心境来感应，环境与心境的错位常常使我写不出一个字。所以第一次研究“鲁迅的骂人”就在接着写了一篇谈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的“官话”以后罢笔不缀。两篇短文合在一起，用了“鲁迅的骂人”作为题目收进我的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几年过去，大约是1996年春夏之际吧，社会上开始流行起宽容与多元，舆论似乎又波及鲁迅著名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提法，有人把鲁迅描述得很可怕，仿佛中国的宽容局面将被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毁灭。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于是又写出了一组再论“鲁迅的骂人”的随笔。我想说明的是，纠缠鲁迅一生的骂人与被骂的事件中，受伤害最烈的恰恰是鲁迅本人，只是事过境迁，那些争论的背景与环境都已被人遗忘，惟留下了鲁迅独战无物之阵的身影，事情就朦胧起来。就像是两个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将其中一个作隐身人处理，虽然拳脚犹在，但人们能看见的，只剩下另一个人单方面地舞动拳脚，判断自然就容易出错。这组随笔谈了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以及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斗争，我忍不住地说：“试想一下，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处于特务的监控盯梢之中，过着半地下的幽闭生活，他的书被查禁和销毁，他的文章即使用了笔名发表仍然受到粗暴删改和攻击，他的书信刊物在邮局里被没收和检查，与他接近的书店和杂志被警告和恫吓，他的朋友（甚至年纪比他轻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者公开被枪杀，还有关于他的谣言不停地流传……这对于一个生着重病、又需要用笔写了文字去换钱来养家糊口的老人，能不陷入疑神疑鬼、孤独易怒的精神状态么？如果他不是这样以极端的形式挺身出来作狮子吼，那么，他明白地意识到他也只能‘赴诉无门’了。”这些话我在今天边抄边读，犹能嗅到历史的血腥味。不过这以后，研究鲁迅骂人或被骂的论说渐渐多了起来，有关的资料集出版了好几种。在我手边的，就有《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两种，当然还有别的。我的做文章习惯是，某题目一成显学便不再参与议论，所以也就匆匆收摊。 又过了几年，鲁迅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这回是《收获》杂志推出“走近鲁迅”的栏目引起的。本来，要走近“鲁迅”只能是走近一个平凡而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以往政治权威借助钟馗来打鬼的工具鲁迅，也不是现在高高端坐在虹口公园里接受儿童献花的偶像鲁迅。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去接受和继承这笔遗产？这是每个文化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有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庆幸：幸而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欧洲的二十世纪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的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似乎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腾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这样的鲁迅，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文学长河，因为处于这时代普遍的尴尬里，分支多而涣散，但鲁迅所开拓的，恰恰是本色然而也是坎坷的一条航道。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为读者指点迷津，相反他总是以自己的困惑与内心痛苦来现身说法，揭示出认识中国前景之困难。所以今天的中国还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恰恰是在今天，鲁迅的精神（包括他的困惑和迷茫）依然是帮助当代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据。可是我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鲁迅研究领域确实有许多所谓的研究者正掮着莫名其妙的“维护鲁迅”的大旗，把鲁迅继续定格在政治符合的框子里，而使之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因丰富生动而说不尽的平民鲁迅？如果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不能七嘴八舌地任意议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好恶，那么，怎么使今天的大众（包括知识分子）来关心鲁迅和接近鲁迅？又怎么使鲁迅从高高的政治偶像的框架里走下来，走进平民社会，来继续倾听和表达乘凉闲话中的阿金们的家常哀乐？ 我不喜欢也不赞同王朔、冯骥才两位先生的言论，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人员，我看到的是作家们不够严谨的自由发挥和故作惊人之谈，但他们并无恶意，只是很坦然地说了自己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如以作家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而论，他们也有表示自己对鲁迅的看法的权利，如以杂志的编辑艺术而论，开设一个旨在更有效地普及鲁迅精神的栏目，即使以标新立异之说，期引起读者界的注意，也是理解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味发表那些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和颂扬之词，已经汗牛充栋，还需要《收获》这样一家文艺性杂志来做么？如有不同看法当然可以提出商榷，不过我以为学术界的争论应该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来展开。现在的文人除了林纾梁实秋那一招内功外，又添了新招，就是利用传媒大炒作。我翻看了前些时候的许多报刊杂志，都把正常的学术活动炒成沸沸扬扬的运动，又是声讨会又是发通电，剑拔弩张，搅得周天寒彻。关于这个热点，也曾有一些记者朋友来采访过我，要我发表看法，都被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学术研究到头来总该是寂寞的事情，有何必要搞得像赶庙会那样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