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创作现实而言，引入女性主义，性别立场，或者女性写作这样的概念，似乎到了一个既适逢其时，也需要慎之又慎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最近的一些作品，正愈来愈明显地传达着军营现实中和革命历史场景中女性的声音与立场，这些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作品，对于较长时间以来都陷于沉闷和停滞的、由诸多男女作家共同支撑的军事文学天空来说，不啻是一片奇特的虹霓。同时，这些作品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当以题材的新奇大胆、形式的花样翻新，以及“思想”的出奇制胜而独领了数十年风骚的男性作家们无“新”可创，无“禁区”可突破，无“重大题材”可驾驭，茫然四顾，荷戟彷徨之时，女作家们却仰仗自身天然的优势，从容不迫地走向了一个独属于她们的世界：由性别而开始的对中国革命历史及其文学创造的审视、反思与重写，这在很大程度上使长期以来因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男性文学传统而一直显得粗放与暧昧的历史表达得到了改善，也从感受方式、经验方式甚至叙述和语言等方面拓展了军事文学的创造空间。然而，就此谈论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性别立场之类，又有生硬和不切实际之处。原因非常简单，就像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女权主义一样，中国军事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中也是不存在什么自觉的女性立场和思想的，以中国革命历史为主要对象的军事文学写作就更是如此：女性人物形象常常是革命人物形象之一种，女性的思想、经验乃至感情，都是被统一于革命的思想、经验和感情之中的。这实在是特定社会历史实践的必然所致。所以，今天我们一旦要从军事文学中“发现”女性主义、性别立场或者女性写作时，同时也就得明白，近来写作中出现的那些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和立场，并非是真正自觉的写作实践，也远未形成明确的追求，更非对既往历史中被完全遮蔽了的女性生命世界，有什么特别的关怀。非但如此，在军事文学之外，那些已经在女性主义的旗帜之下写作的先锋群落中，也难见到什么真正的女性立场和声音，她们假以女巫和女先知的面具而把对女性的关注引向了身体和器官、引向了欲望的迷狂与自恋自爱，这亦是今日社会历史性实践所使然。 所幸的是，我们已经不断听说并且习惯了“多元共生”这样的文化现实，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认知环境中去描述和判断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并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冷静，在这里我指的是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写作中存在的可能。 事实上，无论时下的写作，还是近50年代的军事文学历史，都留下了大量有关女性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塑造出了不计其数的女性人物形象，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女军人、军营或战争环境下的女性人物，都是被作为题材而看待的，至多是被作为情感、性格的因素而看待或“处理”的。这除了说明我们的军事文学写作队伍中男性作家居多、男性文学一开始就是主导之外，还说明了，为数本来就不算太多的女作家，在选择并投身军队生活的同时，就已经使自己军旅化了，女军人，军旅女作家，这是她们的主要身份标识，她们的女性意识基本上处在沉睡状态。对于更多的是出于男性想象结果的那些女性人物形象，从红嫂到小常宝，她们都是非常认同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非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显著的变化，而是逐渐地，在悄无声息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处在蒙昧状态而又不可遏制发展着的东西，它们在一些作品中浮现而又沉没，骤亮而又消失，终又以一阵强似一阵的冲击振荡着我们的心灵，修复着我们的记忆。刺痛着我们业已疲倦和麻木了的阅读。先是《走出硝烟的女神》，然后是《英雄无语》，不约而同，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把焦点对准了战争中的女性。前者直接以一个女性群体（孕妇队）为对象，后者最终浮现出的“英雄”虽然是一个男性人物——爷爷，但阅读中挥之不去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被卷入了惨酷战争的女性形象：相继与革命者爷爷为婚而被无情抛弃的三位奶奶，以及那个化作了透明鬼魂的六岁小女孩。然后是《结婚》，一部以50年代初十八军进藏途中女军人婚恋故事为蓝本的中篇小说。在描写现实军营中女性生命世界的作品中，《幸福花儿开满地》是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些作品就女性意识的充盈渗透、就女性写作者的直觉和无意识而言，已经或多或少构成了对多年来革命历史题材观照女性生命世界时不变的美学的重新书写，并且预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和审美前景的陌生天地。 我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今日军事文学写作中的非自觉状态，是基于如下原因，一来就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作品本身而言，女性的声音或者说立场，往往不过是以服务于主题或“主调”的某些旋律的形式而出现的，无论是牺牲的主题、英雄的主题，还是个性化的主题。小说经常显现出的已有写作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男性文学想象，仍会时时将那些天然而优美的旋律吞没，女性写作者们也似乎身不由己，并且往往在题材的性质和自己的声音之间顾此失彼，甚至出现前矛后盾的情况。二是，军事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出现的这种“主题”对“个性”的压抑，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所谓个人化成分的过度膨胀，这虽然只是出乎意料的一种结果，甚至是由于完全无奈，但却为我们把握或判断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特别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应有的位置而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条件。这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中的许多致命事实足已提醒我们，真正诚实的写作永远也不可能是个人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的非此即彼，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在军事文学写作中的出现，自然也绝不意味着在“女性”与历史间的必然摇摆。 我们可以看一看作品了，或者就从书名说起。除了字面上原原本本的，朴素而又写实意思外，《走出硝烟的女神》还是一个象征：使女性升华为无限的“女神”，它弘扬的是超凡脱俗的高洁与华贵，然而却又是“走出硝烟的”、经历了战火洗礼和历史丰功映衬的人间骄子，这严重的意义悖谬正是作品的远未能显示出的精神矛盾和思想困境所在。如今作品所实现的，只能是小说最表层叙述的“规定”中确凿的“意义”层面：革命的沉重代价，历史的辉煌与忧伤。只是，我们不要放过其中的无意识层面：在小说进入正题以前，作品对主要人物——在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历尽苦难返回延安的陈大蔓“怀着重逢的喜悦去与先期到达延安的李永进会面”而遭冷遇之后对其悲痛欲绝的心情，有一段如下的描绘：“她翘首打量像手工捏出来的、将给她的生活带来新希望的黄土小城——延安，觉得它是那样凝重、淳朴、可信、可靠。而现在，却感到喧嚣从这座小城消失了，流淌的血液冲击着耳膜，脚下的道路如同棉团——她被困惑、郁闷、痛苦、愤恨……的感觉淹没了。这一次‘淹没’使她从头到脚彻底醒悟了：一个被敌人俘获过的女人，她同时也被‘快乐’和‘幸福’永远抛弃了！而一旦意识到这点，生命就从她心灵的创口处慢慢流失了。”这里的“醒悟”是意味深长的：除了政治审查之类的因素之外，“一个被敌人俘获过的女人”还必须因性别原因而蒙受更大的不公——失去爱和被爱的权利，与“快乐”与“幸福”抛别了！以前我们也曾在许多作品中读到过对西路军妇女团覆灭被俘后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描写，但那些作品多半都致力于为蒙羞受辱的“战士”在社会政治方面进行申辩和洗刷，为她们的生命贡献与历史功绩而呼告，对于她们是女性这一点，只要施于同情和悲悯，似乎只要历史回头还能“认账”，冤屈最终得以伸张，事情也就算圆满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男性文学传统在历史表述中的无情疏漏与可怕遗忘：无论自觉走入还是被裹挟、卷入，女性革命者或革命斗争中的女性都有其天赋的资质和独特的灵魂，甚至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她们却被书写成了陈铁军——在刑场上高唱歌曲举行婚礼，江竹筠——在牢狱中坚不可摧、笑傲酷刑，王泉援——失去组织信任后回到参加革命前的山村继续劳作并终身守寡；除了就义前给儿子留下一封著名遗书的赵一曼，似乎多多少少闪现出了一些母性外，有关她们的丈夫、情侣、所爱者，特别是爱恋、欲望、家庭和生殖等，独属于女性生命世界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或只简略提及。我并不认为事实有什么出入，更不是对她们作为革命者的超凡之举有什么不恭，而是对后来的书写——传记、史料、影视等形形色色的书写抱有疑虑：她们生来就只是一副革命的躯壳吗？她们全部的生命内容仅只是归结为高洁邈远的一个形象、一幅图画就可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