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从写作的历史断层中浮出表面是新近的事儿。在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炒得沸沸扬扬，用身体和乳汁写作令世人张口结舌时，我们不妨来思索这样几个问题：女性写作的历史、女性为谁写作、女性用什么写作、女性写作的话语、女性与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写作的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性与小说》一文中谈到，女性小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关于女性与她们写的小说，一是指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们在谈女性写作时，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女性和她们的写作。据伍尔夫考察，在18世纪之前，没有女性持续写作，而到了18世纪，女性几乎像男人一样习惯于写作。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提出：为什么她们18世纪前不写作，为什么18世纪出现了女性写作。其实，说女性18世纪之前不写作也不确切，用伍尔夫的话说，我们若在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寻找，也可以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看到世代女性的形象：公元前600年，萨福和一小群女性在希腊岛上写诗，后来沉默了；大约公元1000年，日本妇女紫式部完成一部优美的长篇《源氏物语》；16、17世纪多半是女性沉默的世纪；18世纪女性写作复现，而且在大获成功。 然而，同男性的写作成就相比，在历史上的女性作品只是寥若晨星。女性不写作的原因在于，她们一直被排斥在许多人生的经历之外，她们的生活天地是狭隘的，这纵然能使她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情感体验，可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即便她们再有才能，也跳不出既定的生活桎梏，更何况还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波伏娃在谈及社会和历史对女性才能的践踏时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才能只会是死产的。”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他在一句特别动人心弦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个天才的女性。”（《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伍尔夫在《有自己的一个房间》阐明了女性写作的基本条件：如果她们不属于任何别人，不是男人和家庭的一种财产，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话，女性是能够成为写作天才的，但至少在18世纪之前，历史并没有给女性以这样的条件。18世纪女性开始写作同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兴起是相关的，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本身也构成了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篇《女权辩护》揭示出妇女和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同样具有获得权利和行使义务的资格：理性、德性和知识。这种男女平等的呼唤也是18世纪女性革命的时代最强音，女性在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才能，以及以往社会对自己的压迫之后，她们的笔端也随之流畅起来。的确，女性是应当写作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男作家主要或大多半时间是为女性写作的。在选材、定题和运用语言时，他们也从未考虑过来自女性的评判。那么女性是为自己写作的吗？ 女性应该和实际上在为谁写作 即便是对于一直被看作是为女性而写作的伍尔夫，女性主义者中也有人认为她或多或少还是为男性写作的。而且有人断言，每个女作家或多或少也是为男性写作的。这里也有两个问题：女性应当为谁来写作和女性事实上在为谁写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总会遇到悖论：如果我们说女性应当而且仅仅应当为女性写作的话，那么无疑地限制了女性作品的适用范围，使女性写作的天空变得狭小了。这样说来，女性在写作时，本不应考虑谁来读自己的作品，只是写其之所不得不写，止其之所不得不止，她们的作品是为人类服务的。然而，就像男性作家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中立的、客观的、真理的一样，如果女性真的以中立的笔触去写作，为男女、为人类去写作，那么她也很可能使用公开化的语言，以普遍化和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作，并在作品中把自己埋没，这对于从历史上凸显女性的写作目的来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从目前的历史场景来看，女性写作实则是不应超越为“女性而写作”的目的的。按照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前女性主义”的时代，也就是说女性仍旧处于被压迫、被贬低、被忽视的地位，既然如前所述，男性作家不可能为了女性来写作，那么女性若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人了解自己的世界就只好自己拿起笔了。如果女性写作也以中立和真理、以及客观性自居，那么女性沉默的状况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因此，无论从价值秩序和历史进步的阶段来看，至少在今天，女性作家应把为女性而写作摆在首位。 从现实来看，目前的女性在为谁而写作呢？人们似乎都熟悉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经常提及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认为她们注重在日常的场景中以各自的身体去表现各自的存在，乐于追求生活刺激和情感冒险，追求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表现出漂泊不定和随遇而安，——一种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化。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们是在用“身体”写作，写女性自身，抑或是为女性写作，但实际上，那种女性身体的样态和语言、性爱和呢喃，无一不讨男人的喜欢，因而实则还是为男性而写的。也许，作家写作时头脑里装的是女性，但她们的身体、她们的体验、她们的情感和她们的世界，还是不由自主地套上“父权制”的锁链。于是，她们的作品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翻卷起来。 女性用什么来写作 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的答案是用身体写作。她强调，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女性。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通过写她自己，女性将返回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被从她身上收缴过，曾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病态的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曾经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而在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当女性的身体被还回来时，她没有理由不用身体写作，因为只有她的身体才懂得前所未有的歌，女性要以对身体功能系统的体验为基础，以对自己的色情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开始写作。西苏看到，女性的身体不只是她自己的身体，在她身上，一直保留着产生别人和产自别人的力量。女性既是母亲和抚育者，是给予者，又是她自己的姐妹和女儿。母亲是一种隐喻，女性从未真正地脱离母亲的角色，她的内心总有善良的母亲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母爱，女性的身体才是双性的。当男人们泰然自若地保持男性崇拜，凭借着生殖器崇拜而宣扬男性（单性的）力量时，双性的女性却以性爱和母爱打破对方生命的疆界，而这一过程是一种多样的重合，且永不枯竭。男人们用身体去追逐世俗功名，女人则需要用身体写作，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女性通过身体把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通过身体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