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5-0086-07 在中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研究者往往以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与原苏联五、六十年代的“解冻文学”相对照，却忽略了五十年代在“解冻”思潮影响下出现的“百花文学”。笔者认为，“百花文学”和“解冻文学”的比较恰恰能使我们对“十七年文学”文学性失落的原因做出更为客观的反思。 “百花文学”，即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一批作家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发表的一系列“干预生活”、“写真实”、“写人情”的文学作品。《在桥梁工地上》、《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灰色的帆篷》、《田野落霞》等一批作品都触及了当时社会的敏感话题，如官僚主义、政治腐败等问题。建国初期，各行各业的建设并不像人们所希冀的那样顺利，国内的矛盾也并非像那些“伪现实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仅是好的和更好的、新的和旧的之间的矛盾，它远为复杂得多，其中有与官僚主义者的周旋，有和像高金海这样精于钻营、腐败蜕化的干部的斗争。就拿集体农庄而言，它不仅内部存在着因政策制定不当引起的矛盾，对外它还得时刻提防外来各种名目的打劫者。这些主题都是建国以来大量存在着但以往的作家不敢涉笔的，“百花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人们聆听着这些真话，激动不已。但事隔四十多年后，当反官僚主义问题、干部的纯洁性问题等不再是躲躲闪闪的话题，神秘的面纱已撩开，这些小说的魅力也随之消失。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作品仅仅揭示了一些反面人物，即便是对这些反面人物的描写也是极其轮廓化的，没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在桥梁工地上》的主人公罗立正仅是一个抽象的官僚主义者的符号而已，他缺少更丰厚的意味，难以给读者留下长久性的审美愉悦。作者对这些反面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体制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作品更缺乏苏联解冻时期一些同题材的优秀之作所具有的象征性和寓言式的联想。 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者和人权捍卫者而在苏联社会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1](p.386)他完成于六十年代的两部小说，《第一圈》题名取义于但丁的《神曲》，隐喻性地将斯大林统治下的集权制国家比作一座地狱；《癌症楼》通篇是象征和语义双关的写法，他写癌症楼里的病员们几乎都“跟呆头呆脑的鸡似的。每一只都面临着喉管上挨一刀，可还都在咕咕哒哒，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还在刨土觅食。”这分明就是集权统治下自我意识丧失殆尽的麻木众生的写照。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一个精神性团体，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霸权之外的传统。”[2]而这种精神恰恰是建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匮乏的，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体制认同意识却十分强烈，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点燃了知识分子对民族未来的希望是不无关系的，但知识分子团体独立立场的放弃不单单预示着“十七年”中知识分子自我的全面丧失，党的建设及国家的发展也失去了有效的舆论监督。这也是极左路线得以畅行的原因之一。在文学创作上，大多“干预生活”的作品中流露出等待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惩治腐败的倾向。作品中缺乏一种在和“恶”的激烈对抗中突显出“善”与“力”的美，而这种美才是能给人以持久性打动的。 另一方面“百花文学”的作家们往往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对某一社会问题的见解，过于急切地希望能以文学作为推动社会进程的武器。它们往往仅止于对官僚主义等社会问题本身的阐释，未能较为细致地体察在官僚主义思想侵蚀下人的变异、非人化历程。小说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探究官僚主义对国家建设的妨碍，对人民物质利益的损伤，而较少涉及它对人本身的戕害。“人性”、“人情”这些人道主义的重要范畴被狭隘地理解划归为情感领域，完全与政治问题剥离开了，甚至被作为资产阶级情感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受到批判，人道主义思想一度被简化为主权意识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人道主义命题中的其它丰厚的内涵被悬搁了起来。“五四”时期鲁迅提出的“立人”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政治化地诠释为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代新人，其中所谓新人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阶级立场。“人”的内涵单一如此，文学表现的主题也随之大大缩小了。中国作家在未能对人道主义思想真正有了全面理解的情形下，对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大多只能局限于政治思想领域的批判，对文学创作主题的拓展也是有限的。 《田野落霞》对社会问题的揭示虽有一定的深度，但作品的创作主题较单一，杨红桃在精神上显然是高金海的受害者，但她控诉得更多的还是高金海政治上的堕落。同是反映干部的堕落，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最后的狩猎》还从天赋人权的角度给予萨巴尔的蜕化行为以更猛烈的批判。萨巴尔每个休息日都强迫司机列德热普开车带他去打猎，根本不考虑司机列德热普的感受。列德热普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日，甚至于夜里的睡眠，非但得不到任何报酬，一路上还要忍受萨巴尔无理的指责，这分明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欺压，其之所以可能，正在于萨巴尔的职位赋予了他这种特权。而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人不论地位高低，在人权上都是平等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最后的狩猎》中恰好设置了相同的情节：打黄羊。可在前一文本中此一情节的设置仅反衬了罗立正的精神空虚，而在后者却引出了动物保护的话题。与同题材的“解冻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字里行间充盈着的是政论式的激情，而缺少感伤的情怀，而后者恰恰是作品能经受时间洗涤、散发文学魅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解冻文学”作品最初也偏重于政治问题的干预。被誉为“第一只春燕”的奥里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只在于它首次大胆地揭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冲破了“无冲突论”对创作题材的限制。但在苏联，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它的底蕴要比中国的要久远、丰厚得多，而且苏联不同于中国的是，西方思潮对它的影响从没有完全地切断过，流亡作家的存在常常反倒成为它们之间思想互通的一条纽带，尤其是随着苏联对斯大林时期各种“左”的错误的清算，苏联文艺界开始全面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明了使文学摆脱政治附庸、向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回归的一种努力。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承接使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对“人”的思考又加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