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王朔是个平民主义者，我的理由是王朔的读者一直是在底层的大众中，王朔一直没有得过什么来自体制的奖项和夸奖，王朔的立场是站在平民方面的，他只是写大众和平民：那些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着的小人物。如果这样的人还不叫平民主义者，那么谁是平民主义者呢？ 最近看到王彬彬兄发在《粤海风》杂志2000年9/10月号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对于文中的有些意见不敢苟同。 对于人类来说，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刘邦、陈胜就是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这方面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有过相似的看法，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都感到正人君子是不可信赖的，而青皮倒反而有点儿可爱之处，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福柯——这位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思维倒是和上述三位中国思想者有点儿相像；这些隔着大洋，甚至隔着半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理由很简单，在文明进化的历史中，那些异质因素，常常会被正统定义为流氓，然而没有这些异质因素，没有他们对“正统”的不断的颠覆，历史就不可能进步。 古往今来，那些为正统所承认的正人君子其实都是因为维护正统才得到正人君子的称号的，人类如果只有这些人，如果只有维护正统的正人君子，而没有颠覆正统的流氓，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难以想象！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人类文化永远只能停滞在某个“正统”中，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想一想，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的脸上写着什么呢？流氓。想一想张志新被割断了喉管的时候，她的脸上被写着什么呢？流氓。对于正统来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流氓。流氓是正统加给这些人的最高侮辱，也是最巧妙的侮辱，以至于常常这些人所挚爱着的人民也认可了他们“流氓”的称谓。然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流氓”是英雄的化名。 其实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问题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有的时候，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 不过我还是想暂且尊重一下对“流氓”这个词汇的传统用法，以便能和王彬彬兄在同一个语义下讨论问题。王彬彬兄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证王朔没有“平民意识”，而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他的有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例如他说王朔“出身于大院”，这是典型的唯出身论，出身于“大院”并不是王朔的耻辱，甚至出身于“大院”还是王朔得以摆脱“大院”立场，同时又超越一般下层平民，为下层平民鼓呼提供了可能，平民自由之中是难以生出自己的代言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就是这个道理，王彬彬还说王朔描写的大多是“自己这样的大院子弟”，这个论据是不成立的，其实王朔的小说真正以“大院子弟”为主人公的并不多。进而言之，即使是以“大院子弟”为描写对象，他也是用平民的眼光、视角来写的，他正是以此写出了平民的意识。 我想王彬彬兄还混淆了“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两个概念。 “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是两码事，不等于说有平民身份的人就一定有平民意识，进而平民意识也不等于说就是认可自己平民身份的意识，事实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平民”，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底层的人其实并不想做一个平民，只有那些不是平民，也不会做平民的人才假道学地说自己想做一个平民，对于假道学来说，平民只是一顶炫耀自己的帽子，而对于真平民来说平民身份则意味着要被户口定死在某片土地或者某个街区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地在大地上行走，更无谈贫穷、屈辱、艰难、苟且、无望、无奈、无聊等等这些平民注定要面对的东西了，所以真正做一个平民是很痛苦的，它一点儿也不光荣，相反耻辱得让人想死。王彬彬兄来自“大院”，他说对“大院”有点儿了解，而我要说我来自农民，我对农民也有一点儿了解，农民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平民，但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平民身份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他们倒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骄傲，谁家的子女上了大学，谁家的子弟转了干，他们无比欢欣，简直要谢天谢地了。 真正的自觉了的平民，其平民意识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中心的。如果一个平民，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不满也没有，一点儿改变自己处境的动力都没有，要么就是他已经在精神上被“贵族”彻底地奴化了，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是个做奴隶的胚子。当然，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生活在“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两种处境的交替之中，不做奴隶的欲望是很少的，所以中国人的平民意识从反义的方面说就是奴隶意识。从这点出发，王朔试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境遇，试图通过造反摆脱平民处境正是正面的“平民意识”的体现，这恰恰说明王朔是个平民，甚至他还是一个具有先进平民意识的平民，他还没有被奴化，还没有甘于平民的地位，他的灵魂还活着，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儿人性。 王彬彬兄对王朔的第二个批判是，王朔鄙视知识分子，这似乎充分说明王朔是个流氓了。老实说，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有博士学位，我有副教授头衔，然而我比王朔更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妥协、屈从、委琐、怯懦、动摇，没有立场等等的代名词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骂人还可以，我不知道王彬彬兄何以对知识分子这个词耿耿于怀，想一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以及角色形象，难道这个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王彬彬兄自己不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我没有记错吧）吗？那篇文章的批判精神我是完全佩服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只有李逵这样的人才能做文化英雄，只有《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才能算文化英雄，如果我们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正面的词汇，那么请允许我说王朔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最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什么？两个理由：他对平民精神品质中美好之物的热爱，他对权势力量的李逵式反叛。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下王朔，我们就会理解他在爱什么，在恨什么，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