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想谈谈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的关系，但一直未动笔。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我一直期待有更高明的人士来做这题目，但我迄今未从“职业文学批评家”名下读到明确地把王朔与中国流氓文化联系起来的文字。在犹豫了一番后，终于鼓起了抛砖引玉的勇气，写了这篇阅读札记式的文字。如果我的粗浅的谈论能引出他人对此问题的精细分析，那真是“幸何如之”了。 通常人们都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看不到王朔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的血缘关系，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合谋关系，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与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温床，看不到在某些特定时期流氓文化的“繁荣”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鼓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 退一步说，也应该在最近50来年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王朔进行考察。王朔与最近50来年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何种关系？换言之，王朔和他笔下的人物（所谓“大院子弟”）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他们的父辈所代表的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实质？而他们到底是父辈的叛逆还是贤肖之子？……过去人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理解王朔，这句话特别重要。 再退一步说，要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文化语境中把握王朔，也应该看到这一段时期，尤其是近10来年中国社会实际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什么文化，而到底谁是王朔的朋友谁又是王朔的敌人。人们常说王朔消解了这消解了那，而那表面看来是王朔消解对象的东西，真的与王朔构成对立的关系吗？水与水可相通，水与火不相容。如果说王朔是一沟臭水，那在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东西与他本相通，什么东西与他不相容？如果说王朔是反主流文化的，那在今日中国，实际主宰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1.王朔哪有什么“平民意识”，又哪是什么“贵族”，更何谈什么“大院文化”的叛逆？王朔分明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 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常使得人们对王朔说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话。例如，很多人都强调王朔有“平民意识”，王朔是为底层民众代言。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拒绝认同，当我在王朔自述《我看王朔》中读到王朔的这样一段夫子自道时，我对那种往王朔身上贴“平民”标签的做法就更嗤之以鼻了：“‘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入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可怜的王朔，10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挣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无知者无畏》第5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番话真是意味深长。作为“大院”里的军官子弟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对真正的“平民”和“穷人”的鄙视也不经意间暴露无遗。王朔的小说所描写的，大多是自己这样的“大院子弟”，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家是部队的”。把这一类人称作“平民”，把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意识、文化，称作“平民意识”、“平民文化”，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个侮辱”，对那种连部队大院的门都进不去的真正的平民和穷人，何尝不也是一种侮辱？ 有人也意识到把王朔和他笔下的人物与通常所说的平民混为一谈有些不妥，于是便称他们为“贵族流氓”、“贵族痞子”。然而，他们作为“贵族”的根基却也实在是太浅。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里有一个“大院子弟”对着另几个“大院子弟”说过这样一句话：“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30年前放牛娃翻的身，国库封了全他妈得要饭去。”这些“大院子弟”的父辈，“一水的是30年前的放牛娃”，他们推翻了中国旧有的“贵族”而成为新贵。无奈好景不长，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的“贵族”地位得而复失，其子弟也成了“狗崽子”。好不容易熬到了“文革”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快到了“离休”的年龄。“离休”便意味着权力的丧失，便意味着从作为权力中心的“大院”迁往清寂的干休所。“文革”期间，“大院子弟”们作为“狗崽子”而“沦落江湖”，“文革”后呢，虽有一个“离休干部”的父亲或一双“离休干部”的父母，但除了住房比一般家庭宽敞些外，其他方面也实在找不回“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的感觉。又恰逢改革开放，一些被“大院子弟”在“小时候”视作“痞子”的人富了起来，而这些“大院子弟”们倒面临着沦为真正的“平民”和“穷人”的危险。从小残存在心理的优越感又使他们难以像一个真正的平民和穷人那样去感受生活和挣扎奋斗，同时，从小的优越感和生长环境也使他们没有具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参与社会正当竞争的能力。失落，不平，愤懑，使得他们开始反叛，开始“造反”了——他们重新踏上父辈们当年的“革命之路”，或者说，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继承了父辈的“革命精神”。这类人，不是真正的贵族，也不是真正的平民，他们是二者之外的另一类人。而王朔，正是这一类人的文化代言人。 人们在提到王朔时，常强调他所生长的“大院”，并把王朔视作“大院文化”的叛逆。对这种说法，我在怀疑之余，常莫名其妙地想到赵树理对于土改后的农村说过的一段话：“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容易和农民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鼓励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都可以。”（《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在数篇小说中，都描绘了那种本是流氓而“这回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农村干部形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当政后的流氓行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当政后政治的流氓化和流氓的政治化。把王朔的“大院”与赵树理的农村联系起来，或许并非故乱比附吧。王朔的“大院”，某种意义上，不就是都市里的村庄么？那些“腰板笔直”，一脸严肃的机关干部，不是“一水的”都是当年的“放牛娃翻的身”么？如果为周扬所称道的赵树理的“发现”符合农村的实际，那这种“发现”就更适合王朔的“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