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 从1949年到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已整整走过了50年的历程，它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超过了现代文学的30年，而且还以多元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有关50年文学的纪念和研讨活动，大致可分为理论总结、座谈研讨和评选活动几个方面。 在理论总结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本书：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前者以点带面，论中见史，近距离的观察之中带有冷峻的理性审视的意味，尤其是“共和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论证，有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走向规范和科学。后者比较系统而概要地描述了新中国50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成就。除此两书之外，这一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批评文章相继出现，如谢冕的《文学的纪念(1949-1999)》，王庆生、樊星的《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王一川的《近50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等。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代文学有关问题的研究。 在座谈研讨方面，较有影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主持召开的“反思与重构：50年文学世界”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的“迎向新的世纪：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座谈会。在前一个座谈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评价已经过去的文学时期要有历史的态度，看待正在发展的文学现状要有多元与宽容的精神。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仍处于一个过渡的过程，这其实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良好时机。在后一个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认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在许多方面都一脉相承，目前打通现代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界限已成为势所必然。两次研讨与座谈，各有不同的侧重，形成互衬与互补。 在评选活动方面，有《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有中宣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0部献礼长篇小说”等。但影响较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共同主办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评选。在入选的作品中，现代部分58部，当代部分42部。从入选的书目看，它比此前香港《亚洲周刊》主办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评选结果更为周到、全面。 关于“七十年代以后”的评说 “七十年代以后”指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黑蓝》1996年2月号。近年来，《小说界》、《芙蓉》、《山花》、《作家》等杂志，相继推出“七十年代作家”、“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等专栏、专号，数十位出生于70年代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使“七十年代以后”日渐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家，被经常提到的有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戴来、赵波、金仁顺、丁天、李岩炜、陈卫、楚尘等。“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中，女性作家所占比例和创作数量都大大高于男性作家，因此，又有人把“七十年代以后”主要看作是“时尚女性文学”。 “七十年代以后”或“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命名，显然还只是一种年龄层次的概括，并不涉及作家创作的精神指向。因而，怎样估价这一创作群体并找出其可能存在的共同特点，成为近期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李安在《重塑“七十年代以后”》的文章中，对这一群体中声名鹊起的女性作家创作评价甚低。他认为，“时尚女性文学”，“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性别为女，年龄为青春年少，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情人接近三位数，头脑是除了名利之外都很简单，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乐，生活环境为富裕优越，经历为坎坷沧桑自强不息，人生观新得前无古人，才华是天才，叙述方式为歇斯底里信口开河……”《芙蓉》1999年第4期的“重塑‘70后’”专栏，在李安的文章之后，依次推出了陈卫、顾耀峰、何维彦等人的十个中短篇新作。此后，李建周在题为《野兽与蝴蝶》的文章中，对李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以“蝴蝶”指喻“时尚女性文学”作家，以“野兽”（陈卫小说题目中的用语）指喻《芙蓉》及李安所推重的“重塑”派写作。在对二者作了简要分析之后，李建周指出“野兽”们与“蝴蝶”们没有多大区别。“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语感把握，都没有让人发现什么根本意义上的超越。” 关于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 两种诗歌写作，指的是诗歌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关于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初起于1999年初问世的《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1999年4月在京郊平谷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就此问题展开不同意见的交锋。余后，有关争论在一些报刊杂志继续蔓延。《北京文学》在1999年第7、8期相继开辟“关于诗歌及批评的争论”专栏，使两种诗歌写作的争论一时形成高潮。 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创作开始出现不同的写作倾向，如有的人主张诗歌在内容上与现实生活、现实语境密切相连，在形式上追求口语化与本土化；另一些人则主张诗歌应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以一种自省精神和批判态度切入生活，并且要吸纳不同的语言资源来丰富现代汉语诗歌。这种发生于“后朦胧诗”内部的诗歌创作取向的分野，有外部原因，更有内部原因，本属正常现象。但在一些研讨和争论中，不同观点的人各执一辞相互指斥，遂使争论上升为文化立场的对抗，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1999年4月2日的《南方周末》发表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该文指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使得那些长期存在的诗歌内部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关于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一种是以于坚、韩东、吕德安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一种是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冲突。在平谷的诗歌研讨会上，于坚、尹沙、沈奇、杨克、徐江等人相继对“知识分子写作”提出批评，与会的王家新、唐晓渡、程光炜、臧棣等人则针锋相对展开反批评，气氛一度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