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文艺理论界对于赵树理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赵树理所走的创作道路、赵树理所坚持的创作主张、赵树理作品的深刻价值与启示意义、赵树理的人生态度等等，都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应当把赵树理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9月下旬在山西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人员的共识。 同赵树理一样是“山药蛋”派代表人物的老作家马烽，回忆了自己与赵树理的师从关系和朋友关系之后指出：赵树理是用作品实践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文艺创作方向的。他能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优秀作品，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结果。越树理对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必须把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作为读者对象。他一直也是这样努力做的。他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就会那么两下子，他的古典文学底子相当深厚，对外国的文学作品也读过和研究过不少。他早期的写作，也曾使用过欧化的表现形式；但他后来意识到，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让普通群众喜欢。他更多地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传统的和白话小说中的有益成分。可以说，赵树理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块里程碑。多年来，文艺界一直有人贬低赵树理，但赵树理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就像现在有人想否定鲁迅却根本否定不了一样。赵树理在他那个时代达到的高峰，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雷达也谈了对如何评价赵树理的看法：赵树理的创作中问题小说比较明显，于是，有些人就认为，问题小说是宣传政策的，是不可取的，因而对赵树理采取否定态度。忘记了赵树理的作品实际上写的是人，并不是写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完全写问题的。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白烨的看法是：赵树理的作品是中国严肃文学中有大众化、通俗化倾向的代表，现在来读仍然感觉清新、质朴、动人，并不过时，因为作品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着重写人性、人情、人格，以及生龙活虎的形象和栩栩如生的情景，具有穿透时代背景的力量。这就说明，赵树理及其作品是永远值得研究的。 来自韩国的青年学者权基永介绍说，韩国学者研究赵树理始于80年代后期中韩开始进行文化交流之时，目的是要通过赵树理的作品，认识中国农民是什么形象，搞清40年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分析从40年代到50年代的中国文学状态。韩国的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还是比较重视赵树理的，因为他们感到，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那么关心老百姓，是很少见的。权基永着重谈了赵树理与“五四”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五四”文学的核心是对西方文化的启蒙，而赵树理在30年代读“五四”时期的作品时就很不满意，到了40年代确定了写农民和为农民写的方向，并使用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就表明赵树理的创作是反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对于权基永的这个看法，刘玉凯等国内学者并不认同。他们分析了赵树理40年代的几部代表性作品，得出的结论是：赵树理的创作与“五四”文学所倡导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他用创作实践完成了“五四”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小说与启蒙意义的思路；他所坚持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本质也是不矛盾的。应当说，赵树理的创作源头是既有民间文学传统，也有“五四”文化精神，二者共同促成了赵树理的成就。 关于赵树理解放以后创作思想上的矛盾，是与会者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之一。牧惠谈到，解放以后，赵树理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实践者，一方面要响应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号召，去写应景作品；一方面由于他特别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因此，必然会陷入非常痛苦的矛盾中。比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虽然写过《三里湾》，但他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他在深入农村中体会到农民还是愿意单干，不愿意合作化。《三里湾》实际上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条件并不成熟，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也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心情，赵树理就没有写高大全式的人物，而写了小腿疼、吃不饱和潘永福等人物。事实证明，赵树理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现在的农民负担比过去更重了，作家们要向赵树理那样，真正关心农民，为农民呼吁，不要粉饰太平。原山西省副省长、40年代跟赵树理在太行根据地是同事、5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政研室工作的霍泛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1951年中央要起草一份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毛泽东特别要陈伯达听听赵树理的意见，因为毛泽东知道赵树理非常了解农村情况。开会时，陈伯达专门让赵树理第一个发言。赵树理坦言农民并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结果被陈伯达斥为右倾言论。 如何更深入地、多层面地研究赵树理，是讨论会上较为集中的话题。于是，大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见解。杨矗认为，应当把赵树理看成一种文化现象。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赵树理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北方农民的真实人格、情感和生存状态，尤其是小说语言，自然平实、明净如水，是在民间语言基础上予以升华后的结晶。二是赵树理解决了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从美学角度看，他的创作是实践形态的美学，丰富了接受美学理论。三是赵树理的创新意义明显，他把高雅的文学与普通大众的阅读直接接轨，创立了全新的写作与阅读关系。戴光宗认为，过去对赵树理的研究，总是离不开周扬40年代就作出的那些评价，现在我们已经引进了许多国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应当从新的角度研究，超越周扬的观点。傅书华就具体提出了几个以往研究中忽视的问题：一是赵树理的生活方式比较封闭、狭窄，由此而限制了他的创作，无法开拓更大的领域；二是对于赵树理的人生痛苦研究不够；三是赵树理以农民的生存形态写农民这一点还有待深入研究；四是赵树理与马烽等其他几位“山药蛋”派作家在创作上形同神异之处，还应当进一步探讨；五是以往的研究学院式较多，而体验式较少；六是关于赵树理研究的研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