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5-0002-07 一 就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总体格局来看，大陆和台湾在分期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1949年既是一个政治概念的划分，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在两岸发生突变的时期，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抑或政治的简单传声筒，同时作用于两岸的文学创作。直到七八十年代，两岸的文学才逐渐开始面临着根本的转型。因此，我们在总体把握上，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至1949；1949至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末。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它们切割成五个阶段。 无论是胡适的“八不主义”文学主张，还是陈独秀高扬的“文学革命”的大旗，抑或是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无疑都打上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烙印和色彩。换言之，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思想移植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强大的封建统治无可更易的文化现状的，反封建是当时新兴知识阶级不可回避的迫切文化命题。因此，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也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拓者的鲁迅，在其一开始进行白话小说创作时，就将小说主题定位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弘扬人道主义的阈限中。生活在王权意识中的国人魂灵的麻木，异化病态的扭曲性格，以及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都使得鲁迅在一提起那支犀利的笔时就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于是，强烈的启蒙和拯救意识便成为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一贯性主题，它不仅缔造和滋养了五四以降的大陆“为人生”的乡土小说流派，使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鲁迅风”作为一个“被仿模式”，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五四以后台湾乡土小说发端的走向。可以断言，作为五四文学，尤其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流话语，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是站在创作潮头上的。 作为大陆文化的一个支脉，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本土文化尚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化的主流性制约；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土文化的民间文学的世俗性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之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缓前行。当五四新文化的春雷惊醒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之时，张我军们所能进行的文学工作也就是传播、介绍中国大陆文化思潮和文学的走向，至多也只能对大陆的文学进行一些摹仿和移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亦如台湾作家叶石涛所言：“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旧文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注：《台湾文学史纲》，叶石涛著。）也就是说，到了五四时期，作为和中原文化，乃至大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刚刚磨合得比较和谐的台湾文学，就被五四新文化的强劲“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得七零八落。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日本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隐形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强制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台湾本土文化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文学的本土形态。这也是历史发展无庸回避的客观事实。”（注：《台湾文学史》（上卷），刘登翰等主编，第19页。海峡文艺出版1991年版。）这就是台湾文学因着历史和地域的缘由，所形成的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文学题材、风格，乃至于文体的根本内在原因。然而，根深蒂固的汉文化的遗传基因是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其中华色彩的更深的血统原因。因此，五四文化新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是以台湾的现代小说为主体内容而成为发端的，而台湾的现代小说又是以乡土小说为主体内容进入先锋状态的。同样，台湾的乡土小说亦是沿着五四新文化火炬照亮的文化批判道路，跟在先驱者鲁迅的身后，一步一个脚印踩过来的。台湾的现代小说之父赖和之所以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其道理就在于此。 作为五四风云席卷下的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它们所呈现出的反封建主体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台湾的乡土小说多了一层本能的反日本殖民统治的色彩。这种主题内容的台湾乡土小说一直延伸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不能不说是台湾乡土小说的一种潜在延绵的主要内涵。但是，从两岸的创作群体和创作实迹来看，民族精神所构成的共同创作母题——苦难的现实和现实的苦难——促成了两岸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不断高涨。 而从乡土文学的艺术角度来看，台湾乡土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它鲜明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特征，无论是从乡土文体本身来说，还是从文学语言的特质来说，地域文化的限制反而强化了乡土小说的艺术张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审美张力之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乡土文体与语言所引发的台湾乡土文学的第一次论争，虽然不会得出圆满的结论来，但是，论争本身就标志着台湾乡土小说的日趋成熟。 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是中华民族陷入多灾多难岁月的年代，两岸乡土小说的共同母题是以抗日为先导的。抗日的母题不仅成为共通话语，而且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众多作品中崛起的一个个民族的脊梁。抗日，这在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民族情结，所以，也同时是台湾乡土小说的永远主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两岸乡土小说，无疑是在悲壮绚丽的风俗、风景、风情画面上涂抹的血色历史。就此而言，大陆和台湾两地所产生的不同地域的抗日作家群的乡土创作就有了更有现实意义更有民族情感的文化内涵。当然，这一时期大陆和台湾的一些独具乡土风情的恋歌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沈从文与“京派小说”，以及钟理和的悲情小说等。在救亡、启蒙和唯美的文学选择上，因着作家不同的经历与审美经验的差异，而显出迥异的个人风格。 整个50年代的两岸乡土小说是进入了一个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既互斥又互融的年代。从表层结构来看，大陆乡土小说已开始从充满着现代性的五四文化话语告别和剥离，乡土小说创作几近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而台湾乡土小说创作却在与主流话语的不断疏离中突现出民间意识。然而，从深层的文化心理来看，大陆乡土小说的异端话语和台湾乡土小说的皈依主流的情结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作家作品当中。这种有意识的剥离是非常艰难的，而同样受制于主流话语，台湾的乡土小说在以林海音、钟理和、钟肇政等为代表的创作实迹中，较好地完成了文学回归民间的审美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60年代的两岸乡土小说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怪圈中盘桓的年代。大陆的乡土小说由于在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致了伪现实主义的空前泛滥，严重的概念化、脸谱化倾向致使乡土小说创作迅速颓败，其间虽有“中间人物论”的抗争，但丝毫经不起主流话语的打压，瞬间即灰飞湮灭。而台湾乡土小说却与大陆截然相反，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下，导致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崛起，拉开了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序幕。虽然此时台湾的乡土文学的概念与大陆的乡土文学的概念已然发生了质的歧义，但其实像白先勇这样用现代主义手法来表现“乡土”的作家，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乡土意识作家。从另一方面来看，以李乔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的日盛，又有力地证明了台湾乡土小说进入多元化“黄金通道”的事实。两者表面上的互相排斥却掩盖不了殊路同归的乡土小说的繁盛。这一时期台湾乡土小说在艺术手法、语言技巧、文体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无疑是和大陆的乡土小说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