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杂文，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革命战斗传统，在杂文发展史上所起的开拓作用和贡献，是应该受到重视和加以研究的，是中国新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一 我认为，要研究丁玲的杂文创作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必须从她为《解放日报》写的短论《我们需要杂文》开始。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此前一个多月，丁玲调任该报的文艺主编。初期末设文艺专栏，四个月后报纸改版，开辟文艺专栏，定名为《文艺》，每周出四、五期不等，每期占报纸版面的八分之一，即半个版。四十余年后，丁玲回忆说：“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在看旧杂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为了改变这种与时代不相适应，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状况，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1941年10月23日，经报社社长博古同意，丁玲发表这篇短论。它不足一千五百字，既没有引经据典，使用曲笔，也没有讽刺和挖苦，完全是实话实说，晓畅明白。它的内容不但在当时完全正确，就是在尔后，特别是在将满一个花甲之后的今天，更加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短论明确主张把杂文作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的手段，强调使用杂文的目的“只是为着真理”。 众所周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杂文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鞭挞反动统治者的罪恶和丑行，促使其早日灭亡。虽然也批评国民的“劣根性”，但那笔墨的着重点在于清算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帮助国民卸去“因袭的重负”，以便前进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固然属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还不同于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 倘若鲁迅先生活着，能生活和战斗在革命根据地，以他伟大思想家的品格及其杂文创作实践，特别是当他得知毛泽东词作《西江月·井岗山》的时候，曾幽默地调侃其所表现的“山大王”思想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肯定：他一定会自觉地把杂文作为革命营垒内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自由论争的手段。鲁迅先生不在了，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使丁玲在杂文发展史上也成为了鲁迅的传人和鲁迅精神的发扬光大者。 第二，主张用杂文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而是要积极参与反对革命内部的封建主义的斗争。这个任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更关系到革命成功以后能否永葆革命的青春。丁玲写道：“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抗战的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丁玲写出下面这段创见，可见其胆识是超人的，其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很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该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常识。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人物，甚至反对封建迷信的载体——泥塑木雕的神像及其所占住的寺庙等等有形的封建主义，民主革命战士没有谁不摩拳擦掌、勇于作殊死的斗争。然而，对于无形的或者虽然有形但却较为隐蔽的封建主义，例如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及它们所滋生繁衍的封建陋习，尤其是它们在民主革命战士头脑中的存在及其诸种表现和肆虐，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危害，有多少革命者对它们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呢？又有多少革命者对它们作过自觉的或半自觉的斗争呢？建国以前，建国以后，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无论是党内的整风，还是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哪一次的任务中有反对革命内部特别是革命者头脑中和行动上的封建主义的内容呢？不但没有，而且恰恰相反，让公开的尤其是隐蔽的封建主义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主义侵入了党内甚至领导人物的头脑，左右其行动。什么“一言堂”，什么“家长制”，不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具体表现吗？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和中国革命的摧残和戕害，实在是磬竹难书！ 从党中央抵达陕北到丁玲发表《我们需要杂文》，其间只有六年光阴，革命的人民民主政权尚处在草创阶段。到了1945年7月间，抗日战争胜券在握，中国革命将有取得更大胜利的希望了。这时候，党外老朋友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问他有何观感，黄老先生坦言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候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人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祖国丛书·黄炎培》第106—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