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 张爱玲成了“出土文物” 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 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文学史给张爱玲让出地盘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已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 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芃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 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