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已经是96岁的老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他的生命现象也不过分。听在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99年春节前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插管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又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但根据今天的外部环境与身体状况，他显然不可能再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而作用于社会，也无法为今天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哪怕是与他有关的）负责。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不能以今天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获的殊荣为出发点，而是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我不想讨论前些日子网上出现的那些攻击性的文字，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19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用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拉法格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支持工人运动战斗一生，最后在年老无子女照顾的情况下，与妻子双双自愿地结束生命。我从小对这个人物充满好感与敬意，但是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的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在中国大约也很少有像拉法格那样品行高贵、有坚定信仰的知识分子，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产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金先生的理解。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应该是76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爱国主义、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一个疑问。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安那其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没有直接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先生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