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0)05-0027-06 审视茅盾的整个批评生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而又意味深长的现象:茅盾批评的意识形态性使他的批评理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倾斜与失重,而在实际的批评操作中,尤其是在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时候,茅盾的评说往往又公正中肯,极少出现过于偏激的论述,并不悖于他“批评大家”的美誉,这与他的批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进而为他的批评蒙上了几分模糊难辨的色彩。以往的研究者或重视茅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或侧重从茅盾的批评实践出发观照其批评的独特性,多从外部来探求茅盾批评的特质,却很少窥见其文学批评内在的困惑与矛盾,或即使注意到其文学批评的二重性,觉察出茅盾在批评选择中的两难境地,却又极少做深入和专门的探讨。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吸取既有研究成果,弥补前人之缺漏,展示一个虽然矛盾却更加真实的批评者的灵魂。 一、失衡:在“实用”的天平上 茅盾是入世的,虽然他也是从封建营垒中走来,却极少有中国旧知识分子惯有的才子味或名士气,对现实和历史也从来不作哲人式的“深刻的悲观”。在《从牯岭到东京》中,他曾不无嘲讽地表示:“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他的秉性倾向于现实与实际,他的人生态度是“不要感伤于既往,也不要空夸着未来,应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写在野蔷薇的前面》)对现实的极度执着使茅盾把一切都放在“实用”的天平上加以衡量。茅盾的整个批评生涯无不或隐或显地带有“实用”态度的烙印。这种倾向在他早期的文学批评中便初露端倪。“合于我们社会与否”成为茅盾介译西方文学的关键。以此标准衡量,“译《华伦夫人之职业》不如译《陋巷》。因为中国母亲开妓院,女儿进大学的事尚少,竟可以说没有,而盖造低价市房以剥削穷人的实在很多。又如《群鬼》一篇,便可改译易卜生的《少年团》,因为中国现在正是老年思想与青年思想冲突的时代,young generation和old generation争战的决胜时代。再推上去讲,《扇误》可改译莫特的‘The Great Divide’,因为对于我们研究结婚问题贞操问题——女性独立问题,有多少的助力!”(《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不难看出,“实用”已成为茅盾文学思想与批评观念的内在参照。 应该指出,茅盾起初并未倾心于写实主义而是对新浪漫主义情有独钟。他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提出: 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正和浪漫文学的空想虚无使人失望一般,却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所以浪漫文学固然有缺点,自然文学的缺点更大……我敢推想他的遗害是颓丧精神和唯我精神的盛行……积极提倡自然文学岂不是前途的危险么?在这种对社会和文学的估计下,茅盾想用浪漫的理想激起人们的热情,以便更好地拯救社会。因而,他认定“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然而不久之后,茅盾对写实主义就表现出了某种偏爱,究其原因,首先是同鸳鸯蝴蝶派作斗争的实际需要,他试图用“客观描写”和“实地观察”来纠正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记帐式”叙述和主观的向壁虚造,表现出某种对客观实用性的推崇:“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因而他认为不论自然主义的文学有多少缺点,单就校正国人的两大弊病而言,实是利多害少。由此,茅盾对自然主义由怀疑一变而为提倡,其怀疑,归根于自然主义使人悲观、失望,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其提倡,归结为可以用自然主义来医治文学观念的痼疾。而对新浪漫主义则是由鼓吹转为冷淡,其鼓吹,缘自新浪漫主义能“帮助新思潮”并“引我们到真确的人生观”;其冷淡,是因发现新浪漫主义在当时无法立即发挥作用,正如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所比喻的:“参茸虽是大补之品,却不是和每个病人都相宜的……采色虽然甚美,瞽者却一毫受用不得。”前后态度反差如此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仔细推敲,这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文学思想并未在茅盾那里形成冲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写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当作严格的文艺思想体系,他只是为了更充分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从而借助这两个概念表达对“现实”和“理想”的看法而已。这种貌似对立的态度其实在文学“致用”上得到了统一。他把学说当作“合用与否”的工具:“我们尽管挑了些合用的来用,把不合用的丢了,甚至于忘却,也不妨。因为学说本来是工具,不合用的工具,当然是薪材的胚子了。”(《尼采用的学说》)对西方理论的过于实用化的引进使茅盾只注重理论的实用性而忽略了理论自足性,在借重外来文论的同时,既理不清其文化背景,又未能冷静地转化并建构自足的理论系统,使茅盾的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理性的倾斜与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