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5—0145—07 鲁迅所生活与创作的时代，若是从整个世界范围言之，是传统现实主义业已走向低落、现代主义开始勃兴的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文学史史实我们不能忽略，D·H·劳伦斯曾在《袋鼠》中宣布：“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此处的所谓“世界”，主要是指文学世界。同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首次发表。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9年，伍尔芙发表《墙上的斑点》。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之一《索多姆和戈莫尔》、伍尔芙的《雅各布的房间》等一批现代主义代表作问世。这昭示出，鲁迅的创作几乎是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同时起步的，因之，他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质素并非受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是直接受惠于时代（这一点我们将于后文详说），也就是说，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关系，主要是一种平行关系。 一 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首先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笔者认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其实也有两种路向：“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自我的文学”（注：此语纯系笔者之杜撰，未见得准确。为叙述的方便，姑用之。）。前者立足于被压迫大众（群体的人）的解放，如叶绍钧的小说，诸多乡土文学作品；后者着意于自我（个体的人）的解放，如诸多情爱文学的感伤文学作品（尽管其中大量作品的主人公是“他者”，但多为或多有“自我”的烙印）。而将这两者都发展到极至、并且在自己的艺术世界总体上结合得最好（至于具体作品有的可能有所偏重）的则是鲁迅。在鲁迅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的精神自由、对人的个体人格的艰苦、执着的追求，对这种追求的难以实现的焦灼、苦闷、寂寞与孤独，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将这种种追求与情绪，与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索水乳交融。这正是优秀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深层内涵上的共有特色。 卡夫卡的《变形记》、《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等作品于无限的苦恼与焦灼之中，流露出许多消极乃至颓废情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这些消极和颓废中，仍蕴含着对于人、人类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索。正如鲁迅论述俄国文学时所说，即便它“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M〕.）。只不过这里的“人生”不仅仅是大众，还包括着自我。勃洛特这样评说卡夫卡：“把卡夫卡归入圣人范畴的品质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确信有一个公正、正确的世界，确信有‘不可摧毁的东西’，他的许多箴言都谈到了这后一点。我们太无能了，以至不能立即认识到那个确实存在的世界，但它毕竟是存在的。”（注：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15.）而“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注：叶廷芳.卡夫卡传·序〔M〕.卡夫卡传〔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正是卡夫卡乃至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的这些特点，使我们感觉鲁迅与他们之间更多的亲和而非疏离。 鲁迅的全部著述（含小说、杂文、散文诗、散文乃至古体诗），都蕴含着对于人（个体、群体、民族、整个人类）的思考与探索，自然在不同的具体作品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思考与探索必然涵带的呐喊与彷徨、焦灼与苦闷、孤独与痛苦。 诸多学者均云《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总纲。就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而言，此语亦恰中腠理。主人公狂人既是个体的觉醒，又蕴有企图改变民族命运（使所有食人者不再食人）的“精神界战士”之色彩。因之，整篇作品亦是“为人生”与“为自我”，人道主义与个人（个性）主义最佳妙的结合。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孤独情怀、与他者战斗的义勇、对自己“抉心自食”的严酷，贯穿了鲁迅的全部创作中。《狂人日记》堪称一篇带有鲜明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再加上其艺术形式上的诸多现代派特点，使我们觉得将其置入上述世界文学史创作年表中，非常自然，绝不勉强而遭弹出。 阿Q固然是鲁迅所画出的国民的灵魂，然而这个形象又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容，其精神胜利法不独揭示出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心理特点，而且体现出人对精神自由、自我价值的无时无刻、无休无止的追求。当然，这在阿Q是变态的，而惟其变态，才更为深刻地昭示出人与环境的永恒矛盾，环境对人的巨大压抑，人的全部苦闷与焦灼，人的极力想开释、缓解这种苦闷与焦灼，而又实现时甚少，又拼力地、极为痛苦地、变态地求其实现，所以，有人将阿Q与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中的主人公洛根丁（萨特《恶心》）、莫尔索（加缪《局外人》）进行比较研究，绝非空穴来风（注：孙正国.阿Q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精神胜利倾向初探〔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6.(2).）。《过客》则具有更为鲜明的存在主义质素。存在主义认为，决定人们本质的主观意识——自我，只能在人自身的行动中得以证实。过客正是于“走”中确立了其自身的生存价值。而就其所表现的孤独感而言，与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也有着相似的立意与设计。 不独是《过客》，其实整部《野草》都蕴有更为突出的现代主义特点，我们甚至可以直呼之为现代主义作品了。《野草》所展现的完全是人的内心世界，所唱出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全副痛苦的体验。鲁迅自己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注：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M〕.），其实亦是他从自己的精神炼狱里发出的惨烈笑声。分析《野草》的诞生原因，便会发现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客观原因与作家的主观原因完全一致：社会呈现出颓废乃至令人绝望之势，我却偏向绝望抗争。只不过在《野草》那里时显积极色调，在西方现代派那里多为消极气息；鲁迅托身为刺向秋夜天空的枣树，卡夫卡却变成一只使周遭的庸人厌恶的甲虫（我们完全可以将主人公变成甲虫一事当作卡夫卡本人对人的异化现象的独特生命体验）；过客不停地在走，《等待戈多》中的人们却一味在等；在鲁迅笔下“广漠的旷野”，有复仇者“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而艾略特的《荒原》所演示的却是人们的极度的精神虚脱。李欧梵指出：“本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文坛上出现了《荒原》和《尤利西斯》，而在中国，鲁迅的《野草》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它显示出一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趋同。”（注：乐黛云.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A〕.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93,99—102,91.）我们再次从世界文学史年表中发现鲁迅与西方现代派的平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