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5—0015—10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可以上溯到晚清，梁启超《新民说》专有一章“论自由”，严复在1903年就翻译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但是，“自由主义”正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出现，却在“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开始大量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新月社”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人权论战”，30年代上半期《独立评论》更大规模的议论政治，40年代部分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际发挥政治影响的三次高潮。 然而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这样被称呼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己叫响的，它的广为人知，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有关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发表，也就是这个松散的群体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在根本上被取消之后。 白皮书称那些对即将诞生的中共政权抱怀疑和观望态度、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在社会理想上仍然倾向于欧美的所谓中间人士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在白皮书的历史叙述中，首先凸现出来的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孤立无援的处境。（注：美国这份中国问题白皮书，把中国革命以后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但就以往事实而论，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又主要归结为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过分孤立与弱小。）共产党人将白皮书的称呼援引过来，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进一步界定，最后由毛泽东判决了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死刑。（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针锋相对地批驳美国人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于少数已经出逃而大部分仍然留在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清算。）时间略微再推前一点，国民党在1929年末的“人权论战”中其实就已经判定“欧美各国的宪法是保障资本家的利益”，“欧美宪法的人民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1]到了1940年则干脆宣布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毫无出路可言：“‘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流行国内——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2]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眼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分量，相差无几。 从20世纪20年代的“好人政府”，“人权论战”，到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直至40年代末期的参政议政，一些具有西方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在中国旧的政治体制和同样落后的公共空间进行孤掌难鸣的零星实践，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发挥实质性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始终只是一些同仁间的集会、结社（如30年代的“平社”、“新月社”）和办刊、办报，真正意义上的组党要到40年代（如中国民主同盟），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思想理论范围的研究与宣传。 有趣的是，无论美国政府、国共两党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在各自语境中使用“自由主义”这一概念，都没有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上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鲁迅包括在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延续了40年代末这个名称，强调通过更深入的历史透视来突现概念的真实所指。但这一次，鲁迅仍然被置于论题之外。 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怎样？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似乎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由于鲁迅和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甚疏，在为人处世方面风格迥异，乃至最后演成政见上的分道扬镳，论者遂在他们之间划下一道鸿沟，分而治之。这未免太拘于形迹了。一个中国人与另一个或一群中国人交恶，就像他们的亲善一样，我们可以轻易在思想之外找到许多理由。过从紧密的人，思想未必一致；恶言相向者之间，倒真有可能保持更多的思想共同点。如果仅仅以交往亲疏来定思想异同，就很容易为表面现象所欺。比如，因为鲁迅和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甚疏，就断定他和自由主义者们在思想上迥然不同，那么，鲁迅对“左联”许多主事者的做法与人品可谓切齿痛恨，极其鄙视，甚至称之为“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但能否也顺着上面的逻辑推下去，将鲁迅和整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分而治之呢？既然这样，就应该正视鲁迅和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复杂联系，不能简单地分而治之。 鲁迅是在1926年才和“现代评论派”文人集团彻底决裂，继而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和广州的。在此之前，他在思想上和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同属自由主义阵营，应该没有疑问，只不过鲁迅的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和主要留学欧美比如“现代评论派”文人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罢了。但尽管有种种不同，鲁迅在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即“个人自由”上，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并无二致，而且对“个人自由”，或者更通俗地说，对“个人主义”，鲁迅的理解和践履，只会比别人更激烈，也更彻底。无论早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与“立心”思想，还是“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提倡新道德、进化论，张扬“住在中国的人类”的世界公民意识，同情易卜生的个人反抗、绥惠略夫式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继续欣赏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以及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触，所有这些，在反抗落后、愚昧、强暴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本态度上，都可以糅入“自由主义”。影响鲁迅思想的上述内容虽然极其庞杂，但确实也都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