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向文化的巅峰期 回顾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多少有些让人奇怪的事实：我们报告文学创作最辉煌的巅峰期，是它与文化联姻最密切也最成功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新时期。时间跨度主要在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 就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自始迄今的整个状况看，无论数量质量，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无可否认都是最显赫的。在1981—1982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张光年曾充满激情地这样评说报告文学：“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注：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1981—1982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对于其时已独立成体且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来说，“蔚为大国”的评价不过分。然而，其时报告文学虽已异军突起，更见声威的阶段却是在稍后的八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这个时段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前所未有后则不再的一个巅峰期。如果说它是与文化联姻的结果，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明： 一是从创作主体意识看，报告文学创作以高度的自觉走向了文化。无论何种文化模式和文化景观，所以能够称为文化，根本就在于它们具有历史的积淀性、结构的稳定性和内涵的深层性。而这些文化特性，对人性的思维与行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无时不在的。从这段时间的创作情况可以确认：报告文学作者，尤其是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报告文学家，如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赵瑜、乔迈、刘汉太、刘亚洲、钱钢、袁厚春、孟晓云、周嘉俊、陈冠柏、李树喜、李延国和沙青等等，都是深刻认识到了文化的意义，认识到了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及其巨大作用。出于对中国国情和本土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些作家都怀有强烈的文化启蒙意识，不再满足只列现象不求根源的“现象报告”，摆脱了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的思维模式，更抛弃了按“上级指示”创作的意识。作者们显示了独立的文化立场，并努力经由对文化的梳理和探测来揭示事物本质。 二是从创作成果看，推出了一大批文化意识突出的“全景图”报告文学。这批重在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文化性突出的“全景图”报告文学，甚至可以说就是“文化的报告”。其中大多作品具有“文化文本”的性质，表现了文化意识明确、文化分析深入、文化解剖深刻、文化视野开阔的鲜明特征。代表作有诸如《唐山大地震》、《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世界大串联》、《温州大裂变》、《东方大爆炸》、《百万大裁军》、《三十七层楼上的中国》、《中国的要害》、《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体育界》、《中国的乞丐群落》、《中国大学生》、《中国的眸子》、《中国铁路协奏曲》、《多思的年华》、《宝钢风云录》、《兵败汉城》、《强国梦》、《西部在移民》、《土地与土皇帝》、《问苍茫大地》、《丑陋的北京人》、《庄园惊梦》、《古老的罪恶》、《只有一条长江》、《北京失去平衡》、《沉沦的国土》、《京华沉思录》、《步鑫生现象的反思》、《未能走出“磨房”的厂长》、《新闻人物启示录》、《阵痛》和《第二渠道》等等。可谓举不胜举。这类报告文学也存在求“大”求“全”、累赘冗长的毛病，但这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巨大成功。它们立足文化的审视使当代报告文学达到了以往少见的高度和深度。 三是读者接受的热忱和文化启蒙的卓有成效。无庸置疑，这个阶段走向文化的报告文学，其创作不仅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当时不少“全景图”作品发表后，不胫而走众相传诵，轰动效应时时可见。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它们雅俗共赏赢得了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行业的广大读者的共同欢迎。其间为数不少的力作，对大众读者的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起到了非同寻常的改善作用和启蒙功效。 由上述可见，这个阶段报告文学的非同寻常，根本就是报告文学大胆走入了文化领域，是报告文学与文化共舞的结果。可以肯定：不走向文化就不可能有这次耀目的辉煌。 二与文化联姻：时代的激发与需要 当我们肯定报告文学和文化联姻的成就后，有个问题就需要解释：报告文学作为从散文家族中独立出来的特殊文体，是否非要和文化联姻？是否和文化联姻才是发展正道？ 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和文化联姻的道理并不充分。这是由报告文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Reportage，即报告文学，是翻译过来的术语。1964年版的英国《简明牛津辞典》对报告文学的解释是：“给报刊报道事件的典型文体。”1961年版的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解释“Reportage”要详细些，其解释是：“指这类作品——对于直接观察过，或者有文件资料认真地记载下来的事件和场面，给以真实的详细的描述。”事实上，关于报告文学的源头和文体性质的说法，真是众说纷纭见智见仁。美国斯坦福大学文理系报告文学研究专家基勒博士曾告诉刘亚洲，他认为报告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圣经》，因为他考察过《圣经》，发现里面有很多描述都是真实的（注：刘亚洲：《〈圣经〉就是报告文学》，《青年文学家》1988年第2期。）。刘白羽则认为在我国，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有，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好些散文家的记实散文就是“报告”和“特写”（注：刘白羽：《早晨的太阳·序》，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文学界曾有一场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讨论热潮，发言者甚众。除了对文体属性即报告文学是文学还是新闻的看法差异较大，对文体特征的认识则都接近。即认同报告文学是近代产物，是种求真实、讲时效、社会性突出、战斗性强的文体。比如周立波就认为：“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他应当像社会的新闻记者一样地搜集他的材料。”（注：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引自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第13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阿英在给《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本报告文学集（反映十九路军和上海民众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过程）作的序中曾指出：“无论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作家，除去直接奉仕帝国主义者的而外，都曾参加了这一次的战役……在文笔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这其实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很接近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