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左联历史功过的评价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取向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带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对左联的评价跟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评价，乃至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密不可分。左联研究从来就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这是不必讳言的。最近，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在研究左联的过程中，同样应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一家”指导“百家”。人们对历史的评价不能不建立在一定的政治信仰的基础之上。十年前我就讲过，左联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战斗团体，有它的敌对营垒、友军和生力军。因此，左联不可能受到绝对意义上的普遍赞誉；相反，它受到一部分人的攻击、谩骂和曲解，反倒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很难设想，一个跟左联政治理念不同的研究者能够对左联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总体评价。这样讲，并不排斥从不同切入点来研究左联，也并不排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学术见解。 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者无视左联的历史局限性。左联是在文学战线反“左”之后成立的，但它在存在的六年中始终存在着“左”的倾向，比如政治上的左倾盲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理论上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左”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尽管如此，左联毕竟开辟了一条与党领导下的军事斗争遥相配合的文化战线，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了新兴文艺理论，并用虽然幼稚但却洋溢着新的革命气息的文艺作品哺育了成千上万的进步读者，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围剿”，用左翼文化斗士的血肉之驱在中国文坛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碑碣。总之，左联的历史教训应该牢牢记取，而左联的历史战绩必将长存在战斗者的心中，为他们世世代代缅怀。 二，不宜把左联时期的论争不加区分地纳入路线斗争的框架 左联时期开展了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其中有跟敌对营垒的论争，有跟中间力量的论争，也有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论争。这些论争的性质各有不同，不宜不加区分地纳入路线斗争的框架，从而把左联的历史简化成一部路线斗争史。比如去年王元化先生在《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文中谈到鲁迅后期丧失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以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对施蛰存、魏金枝以及托派陈仲山（其昌）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我以为这种意见是欠妥的，是把路线斗争宽泛化的一种表现。记得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多次指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272页）。原因是：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讲它的内容，不要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小平同志的指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原本就很少采取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概念。我们党从“一大”到“六大”的决议也没有提过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直到1930年，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才提出反立三路线，其实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还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特搞路线斗争，并提出路线正确一切皆对，路线错误一切皆错，这就使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猖獗一时，严重败坏了党内空气。其实，鲁迅30年代跟施蛰存之间的论争是20年代关于《青年必读书》那场论争的继续。施蛰存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的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军事“围剿”。在文化出版界，复古思潮甚嚣尘上。比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在炸弹凌空、饿殍遍地、中国人的生命圈日益缩小的境遇中大肆提倡“性灵文学”。“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的施蛰存也在草率刊行《晚明二十家小品》《国学珍本丛书》。所以，鲁迅明确表示，他对施蛰存的批评，虽为书目所引起，但矛头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时代思潮的一部”，针对“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当然，论争中双方都难免有言词过激之处，正如施先生所言，“彼此都未免过火的文字冲突”。今天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对这场论争的是非得失持不同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跟党内的路线之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至于鲁迅跟魏金枝之间的论争，更明明白白是左联成员之间围绕“是非观”展开的论争。魏金枝认为“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非难定，因此爱憎就为难”。鲁迅认为魏金枝的上述观点是“无是非观”的变种，因为“似是之非”就是“非”，“非中之是”就是“是”，不能因为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就抹杀了明与暗的界限。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论争原则，也并不是针对魏金枝个人。对这场论争的是非曲直同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极左”的帽子扣到鲁迅的头上。 王元化先生还说，“鲁迅答托洛茨基派陈某人的信中，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怀疑陈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查鲁迅口授、冯雪峰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明明白白写的是：“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是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可见鲁迅反对的是托派的理论，并没有因托派中有人曾跟着别人骂过鲁迅拿卢布就以诬托派拿日本人的钱来作为报复。事实表明，作出错误判断的并不是鲁迅，而是片面指责鲁迅的王元化先生。 三，左联时期的鲁迅 鲁迅是左联的精神领袖和战斗旗帜。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大献，1942年5月曾重刊於延安《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这篇讲词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12日致萧军信中指出，这篇讲词“是针对那时的弊病而发的，但这些老毛病，现在并没有好，而且我有时还觉得加重了”。作为左联灵魂的鲁迅跟左联是不可分割的。否定了鲁迅，就是否定了左联，也就是否定了30年代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鲁迅向左转的问题。前面已提到，有人为鲁迅的左转深表遗憾，认为鲁迅后期太政治化了，而且有政治失误——对苏联的赞扬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就是这种失误的表现。 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以为，由于阶级压迫的严酷和民族矛盾的尖锐，不仅是中国3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整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很政治化的，多半是政治知识分子。这是历史环境决定的，无可奈何。有些人企图逃避现实，疏离政治，其实这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态度。在旧中国，有不少原本幻想在政治斗争中保持清高超脱的学者，但由于时代的逼迫和思想的觉悟而最终转变立场。由“绅士”变为“斗士”的闻一多就是其中的光辉典型。国家和政权不能混为一谈。任何一个赤诚的爱国作家，都不可能不对腐败卖国的政权采取反叛的态度。鲁迅在北伐战争期间曾寄希望于国民党，国民党发动“清党”之后，讲共产主义算犯大罪，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于是鲁迅就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逆子贰臣。 不错，鲁迅在一些文章里赞扬过苏联，或者为苏联作过辩护。属于前期杂文的，有《〈争自由的波浪〉小引》《〈十二个〉后记》等；属于左联时期的杂文，有《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等。由于前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有些人就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指责鲁迅。我认为这种指责是浮浅的、片面的、不公正的。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不是鲁迅赞扬苏联的某些词语，而是他评价一种政权、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准则和尺度。通观鲁迅的作品，他当时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十月革命消灭了农奴制，千百万农奴从地狱里涌现出来，成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就叫人权的尺度。二，苏联建国初期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煤油和麦子大量出口，使陷入经济危机阴影的西方国家震惊。这就叫生产力的尺度。第三个原因，就是苏联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而不像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西方国家“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这就叫尊重他国主权的尺度。时至今日，鲁迅当年观察苏联的尺度，仍然是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正确尺度。毋庸讳言，由于苏联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出了偏差，为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所利用，导致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今天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苛求半个世纪之前的鲁迅。当然，由于鲁迅并未赴前苏联进行实地考察，鲁迅生前俄罗斯档案又并未像今天这样解密，致使鲁迅对苏联的认识产生了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表现是：看到了苏联建国后“工农都像了人样”，但并未看到苏联特权阶层的个人专断；看到了苏联建国后生产力的解放，并未看到苏联经济体制的日趋僵化；看到了苏联宣布“以平等态度对我”，未看到他们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任何事物本质的显露都有一个过程，对任何事物的全面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我们反对神化鲁迅，当然不应该同时又用神的标准苛求鲁迅。更何况鲁迅早就清醒地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当然也有婴孩。可见鲁迅从来都没有用浪漫蒂克的态度对待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