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邦”的浙江，素来以其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为国人称道。但就文学而论，20世纪初汇聚的震惊全国的新文学“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部分。在这一称之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时期，一大批浙江作家冲出越地，走向全国，成为建构中国新文学大厦的重要支柱，不但在浙江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即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形成一大“奇观”。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先生曾慨乎言之：“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确，“五四”时期浙江文学的壮观景象，为一部浙江文学史叙写了最鲜亮夺目的一页，它是浙江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的一次重大建树，也是勇为天下先的“浙江精神”在文学领域里一次最生动的张扬，其为浙江乃至中国文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实在值得后人细细总结与思考。 一、“浙江潮”的涌动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层面上，世纪之初的文学近代化变革（清末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是有其无可漠视的意义的。但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终实现形态（“近代”形态），而恰恰是完成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即为建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学作出新质储备。这当中，造就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期待着一场更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文化新军”，当是其重要收获。新世纪浙江文化新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现的。 在中国近代化大潮中，与破碎旧文学体系相偕行进的是潜涌在文化激流中的一批青年学子呼唤文学新世纪到来所激起的层层波澜。世纪之初，文学“浙江潮”的涌动，就构成一种颇为壮丽的景观。 ……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注：《〈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 这是浙江留日学生于1902年10月在东京创办的《浙江潮》“发刊词”中的句子。“发刊词”就出自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海宁人蒋百里的手笔。《浙江潮》在20世纪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便“发大声于海上”，正标示着浙江青年人敏于世变、勇为人先的精神，而它甫一亮相，即以夹带着深重忧患意识的澎湃激情而显出咄咄逼人之势，同样见出浙江青年学子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它探讨哲学、科学、文艺等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问题，把它单指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正因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遂壮阔其声势，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蒋百里等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重臣，则其同文学的相关意义已不待论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能指意象，《浙江潮》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汩汩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文化队伍已开始冲出越地，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历史潮流的汹涌行进总是为那些挺立潮头的弄潮儿提供有声有色的表演舞台。当中国20世纪文学终于在声势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揭开新的序幕，进入了它的“现代”阶段时，于世纪之初就已开始积储的浙江文学新军终于喷薄而出，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文化思潮洗礼的浙江作家汇聚北京，热情鼓吹文化新潮，积极介入文学革命。于是，浙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异军突起，便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必详尽罗列浙人参加新文化运动人数之众，只举荦荦大端即可概见浙江作家在其时引领文化新潮的显赫地位。“新文化运动倡导势力自一刊一校的革新力量集结起来形成了自我势力”（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第195页。）。此语不虚。所谓“一刊一校”，即《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这两处正因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新文化群体，集结了一批志在革新的新文化精锐，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文化思想的集散地，这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不言而喻的。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在“一刊一校”中参与人数之众和所处位置之显要，正显示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地位。《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自1918年后编辑部逐步改组和扩大，其影响也日臻深远。在影响扩大期的《新青年》，先后参与编辑工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一半的份额。而且，正是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一部分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是取决于该校人文荟萃、思想活跃的优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其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份量。而且，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之多，甚为瞩目：除周氏兄弟（树人、作人）、钱玄同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氏兄弟和马氏兄弟，即“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三马”（马裕藻、马衡、马）等。这个现象，直至20年代中期还不时被人提起，称之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注：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所谓“某籍”，即浙江籍；“某系”，即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就有“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浙江人专权”（注：《周作人回忆录》第343页。）之说。这里说的是“教育界”，倘若把“占最大势力”的评语移用到整个文化界，亦恐庶几近之，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声誉日隆的，除“一刊一校”以外，还有别处的知名浙籍文化人，如沈雁冰、胡愈之、马叙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