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光明 地点：福建师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 时间：1999年11月26日下午 王光明：如果说诗歌、小说在80年代是文坛主角的话，在90年代，散文的热闹显然在小说与诗歌之上。无论在写作、传播、阅读等各方面都是如此。到了90年代，在我的印象当中，诗歌、小说的读者、园地、印数都在减少，散文则一路走红。诗歌、小说刊物歇业的消息不断，在散文领域却新刊物不断出现，更不要说报业的繁荣给散文带来的广阔天地了，在报纸副刊中，60%的篇幅留给了散文，稍有影响的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学者大部分参与了散文的创作，一些人甚至还完全转向了散文。当然，更重要的是散文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复杂性：散文观念受到挑战，文类界限变得模糊，而作品发展园地多而分散，也给批评和研究带来困难，给人以无从下手之感。90年代散文十分热闹，研究和批评却相对滞后，在此方面显然逊色于小说、诗歌对现状的批评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是散文研究的重镇，相信对90年代散文状况有较多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能否先把90年代较重要的散文现象提出来，并探讨它与20世纪散文发展状况的关系，继而就散文的发展问题在理论上做出回应？ 一、散文时代的来临 袁永麟：说是90年代散文热，其实并非所有的散文体裁都热，最重要的是随笔热。我认为随笔的成绩应当肯定。随笔在现代散文中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到了建国后前17年一片沉寂。姚春树先生在《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中提出17年中融汇知识性、趣味性的随笔长期被当做小资产阶级情趣而被禁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文化意识代替了狭隘的政治意识，随笔才重新崛起。老生代像金克木、张中行，中生代像邵燕祥，以及许多学人的随笔的涌现就是一个明证。对于随笔现象，黄科安博士写过专门的文章论述90年代的随笔现象，梳理得很好，很有价值，在这里我就不赘言了。 姚春树：散文的杂文化、随笔化倾向表明散文、杂文的界限不明。散文笔调轻松却有杂文的风骨。鲁迅的《朝花夕拾》是散文内核又深刻地蕴涵杂文的风骨，巴金、冰心晚年的散文都有意识地往杂文方向靠拢，他们结合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认为很多东西不吐不快，用纯粹的散文笔法不能达意，有些文章就写得特别尖锐。可以直接命名为“散文的杂文化”。散文的随笔化带来文体的新拓展，随笔本身也是没有格式的限制，可以描写、抒情、记叙，把散文的手法引入随笔的写作中，散文就写得更活泼、更自由，视野更开阔。散文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我不同意散文纯化的提法，散文搞得太精、太纯就会遭遇到一些问题。90年代的散文可以认为是旺盛也可以认为是泛滥，因为我们的时代处于一个解构与重建的时代（借用李泽厚语）。 席扬：我认为90年代散文可以从三个流向加以区别：一是历史化的倾向。一批老作家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在30年代业已成名或者在文革前已经取得较高的散文成就，这些作家作为共同国风雨历程的见证人，他们把散文当做历史来写，他们散文的认识价值高于艺术价值，人们对这些散文的阅读也往往停留在历史认识的层次，巴金的散文就是个例证。第二个流向是知识分子的言说。这是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潮，也是最具有审美品格的一类。这类散文创作的作家阵容庞大，影响到90年代散文的审美趋向。它包括小说家和诗人的参与，像张承志、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舒婷、周涛等转向散文创作。周涛的散文可以当做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散文典型地运用了诗的操作，在散文中他时不时虚拟一个诗人与自己对话，对话的过程就构成散文的灵魂，有典型的人文关怀。他这种散文比较贴近姚老师提出的“大散文”的概念范畴。这里的对“大”的理解与余秋雨散文的“大”的含义不同，周涛散文的“大”是指他在宇宙范畴内捕捉意象，捕捉的意象带有某种神秘性、豁达性，意象中折射出一个诗人形而上的哲思。在80、90年代他比有着同样的创作倾向的张承志、张炜显得更自觉些或者说自觉来得更早些。同时余秋雨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散文”，与周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充当了社会大激荡时期规范失范文化的一个代言人，更契合于历史的主流形态的言说。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言说里容涵共同的人文关怀，这些散文作家的创作便呈现出鲁迅散文的创作形式：杂文的语言和杂文化的情思。这种状况随着学者随笔的加入表现得更为自觉。第三个得从接受者方面来说，大众文化语境的生成是导致90年代散文繁荣的最大的因素。在审美风格上，小女人散文就是集中的体现。小女人散文当然不包括一些女作家像铁凝、王安忆创作的生活散文，她们更多在小说界赢得了荣誉，这些人的散文更应归到第二类。小女人散文的创作者绝大多数是散文圈子以外的人，她们在80、90年代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属于现代都市有闲人，对过去知道一点，对未来有点向往，没有什么人文主义导向，把大众的趣味作为散文创作的主要聚焦点，是大众语境下的创作。她们没有基本的文体意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像素素一开始的散文写一点生活情趣，到了后来就像古代的赠言，成了道德的劝谕。总的说来她们一无文体意识二无人文情怀的支撑，写作对她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宣泄。 黄科安：在当今文坛盛行的众多散文种类里，我对“学者”散文尤感兴趣。散文在这里成了学者的思想载体。而我关心的是学者是以何种“姿态”进入散文文本中的。换句话说，学者是如何通过这一文体来传达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学者散文为我们提供探讨这一问题的可能。下面我就三个方面谈一下学者散文的看法。一、学者散文具有文化批判的品格和人文思考的高度。这源于学者确认自己的“边缘”位置。学者（知识分子）是属于对社会进行精神生产和完成精神过程的知识群体。但他们不处于这个社会权利结构和“制度”平台中的主流位置，绝不可把自己扮演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人物。“边缘”的特质，决定了学者介入社会、现实、政治的一种自由独立精神，应该充分运用知识的批判和质疑的社会功能。钱理群把“边缘”确认为“个人定位”，他说学者应该站在边缘的位置，“用自然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陈平原把它概括为“学者的人间情怀”。由于学者认定自己边缘位置的必然性和特定价值，因而他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散文中“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消解因期待过高而产生的浮躁之气。这种关心和思考，不带有特定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更带专业性的，学理的，更为宏观。二、学者散文涵容丰厚的文化内蕴。如果说职业作家散文是以才情显能，那么学者散文是以才学见长。每一个学者都以承传知识和学术为己任，因而他们的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专业背景，形成丰厚的知识资源。如钱理群的散文，就烙有周氏兄弟的精神烙印；赵园研究由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探讨，回溯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她的散文自然融汇了“士子”的精神和气质。葛兆光的散文，让你感受到对知识者数十年传统血脉的触及。葛建雄的散文，让你体会对历史人物审判和拷问的力度和深度。刘小枫的散文让你领略的是哲学的意味，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珍爱。三、学者散文给人以思想之美，同时更让人获得理趣的陶冶和享受。赵园说：“散文许诺了你以掺了水的‘诗意’装点琐屑平庸，使日常性显出可爱，制造一点为生存所需的有关‘美’的幻觉。”学者散文力避枯涩生硬的笔墨和陈词滥调的套语。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除了探讨北大百年校史，力求正本清源，还假借对金耀基著《剑桥和海德堡》等书的漫评，旨在“将正襟危坐的校史与随意挥洒的游记”结合起来，陈氏把自己这种写作路径，称为一为“学术思路”，一为“文章笔墨”，并且说：“首先是学术上的发现，而后才考虑叙述语调以及文章结构。总的思路是，以考据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既然着眼点是学术，为何题为‘故事’？除了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这一写作策略外，更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这使得他这本书知、情、趣兼容，做到雅俗共赏。总之，90年代学者散文可谓“平地而起，风靡士林”，它将书斋艺术融入社会文化，把学者精神灌注民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