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最大的困挠之一莫过于无法确认经典，这当然不难理解。任何时代，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化才有楷模，才有典范，才有标准、尺度和方向。经典的危机说到底是当代文化最内在的危机，它表明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文化在这一特定时期，处于深刻的变动和调整阶段。 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关于经典的讨论一度构成美国文学理论界的最热闹的话题。不过美国学界没有使用“经典”(classic)这个术语，而是使用canon这个词。Canon的中文译法，可能译为典律较为恰当。它的词典意义—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总的规则，标准或原则；2.真经或正经；3.真作。这个词显然和最初关于圣经原典的确认有关。简要地说，典律就是使一部作品能够被确认为经典的那种规则、标准或尺度；也可以简要地说是经典性。美国八十年代关于典律的讨论的显著标志是由莱斯利·费德勒和候斯通·贝克编缉的《英语文学：敞开典律》(English Literature:Opening up the canon,ed.Leslie Fiedler and Houston Bak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保尔·劳特：《历史与典律》，(Paul Lauter:Historey and Canon,Social Text 12,Fall 1985,94-101)。艾里克·霍布斯巴文与特仁斯·让格合编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ion of Tradition,ed.Eric Hobsawm and Terence Rang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1983)维廉姆·凯因：《批评的危机：理论，文学与英语研究的改革》(William Cain,Crisis in Criticism:Theory,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女权主义批评一直是典律讨论的生力军，这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女权主义研究都对现行的典律构成冲击。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讨论，显然是伴随着大学政治、女权主义、少数人权利、多元文化、后现代理论与解构批评等等兴起的。与当下中国面对经典危机的那种焦虑相反，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界则对传统的经典制度发起一轮猛烈的攻击。 典律说到底是一种话语权力。关于典律，人们自然会追问这是谁的典律？谁的经典？这种典律维护了怎么样的传统和既定的文化秩序？典律的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aestheic hegemony)。典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典律的具体内容可能发生很大的乃至于根本的变化，但典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始终如一。正是因为典律反映了强势集团的观念和利益，典律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典律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不同的阶级也可能在审美上有一定的共同趣味，而同一阶级和阶层的人，在审美上可能趣味迥然各异。但不管如何，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同样，一个社会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强势集团不得不与新兴的社会阶层分享社会权力和利益，那么，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的统治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而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争论，试图打破白人中心主义确认的典律，这与美国社会有色人种愈来愈具有影响力有关。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到美国，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开始推动多元化文化，开始重新审视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建构的思想意识。美国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应该放弃国家主义及正统文类观，“美国文学”这个观念所代表的不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学，而是美国这个地区的写作活动；此外，因为American带有国家主义的联想，而"Literature"带有高尚作品的联想，美国文学宜改名为"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文学”所研究的，乃是能够反映建构美国这个地区的各类写作，从原住民直至新近移民的各类书写作品。美国近二十多年来，多元文化趋势加剧，特别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开放性，少数民族概念已经扩大为少数人概念，这些少数人过去被定义为不正常的、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实行严酷的排斥，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把他们表现为异类或丑陋的阶层。他们只能认同主流文化或被同化，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社会声音。八十年代以来，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这些少数人的文化受到关注，大众传媒不断以各种方式反映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尽管这些群体和阶层未必有多大的社会能量，但作为大学里重新检讨主流文化的强权地位的侧面材料则是绰绰有余的。 很显然，当代中国关于经典的关注在于失去经典制度的那种恐慌感。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坛似乎新潮迭起，热点不断，但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人们几乎无法确认主流趋向，也无法确认经典。没有经典的时代就是没有方向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立足点在何处？目标在何处？谁引领我们前进？没有，一切都处在暧昧之中。相反，近些年的理论批评几乎是反权威的批评，谁有名就臭谁，谁成气候就灭谁！“无知者无畏”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时尚，而新闻媒体就是产生这种时尚的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