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日来，一场文学争鸣在三秦大地上开展得颇为火热。事情的起因是，9月6日，在《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上，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辑李建军，针对陕西知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谈了一些批评性的看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会后，《三秦都市报》记者提出几个基源于发言的问题请李建军作答。李建军应邀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访谈。《三秦都市报》于10月7日在第8版刊发了访谈的部分内容，题为《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文章发表后，在陕西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其实，关于陈忠实和贾平凹创作上的争鸣，本来是仁者见仁的事，然而李建军的直率批评却激发起陕西文坛对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王愚说，我们现在的评论平稳的时候多，评论家受各种因素的局限，不能对一个作品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李建军的这种做法对我们打开文艺评论沉闷的空气是有好处的。但一部作品特别是一部名著，需要有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所能表述透彻的，而且在学风上，应该实事求是，这才是评论家应有的态度。刘建勋说，我们的文艺批评是到了秉笔直书的时候了，长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界都显得平庸无力。文艺批评的意义在于通过批评作家作品去解释世界。孙见喜说，人们常常以为“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命无功”，文学评论上也有人参之过和大黄之功。李建军这次下猛药大黄芒硝一起上，或许没对上症候，但其作用不亚于“人参派”的庸俗温补。对成熟的陕西作家而言，更应该看到李建军“狂骂”的启示和反推，一旦耳顺了，大出息就到来了。李国平谈到，李建军谈到的是有挑衅性的话题，是向这片温和的土地上传导的干脆的声音，我们应该赞赏他这种坦直风格和批评精神，我们也需要触摸一下这种理性精神底下温热的情怀。如果我们意识到李建军是站在怎样的水平线上要求陕西作家，我们就会把它看作是对陕西作家的器重、褒奖和承认。邢小利说，李建军的批评因其率直而尖锐让人耳目一新，也为之一振。对此，可能有些人不习惯。其实，批评的风格应该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习惯于含蓄蕴藉的批评，也应该学会欣赏尖锐凌厉的批评。而批评特别是揭示缺点的批评，尖锐凌厉一些可能更具有其批评的魅力。李震则把李建军的尖锐批评看成是“歪打正着”，因为李建军的枪口貌似对准了陈贾二人，而真正被打中的却是评论家，它给评论家提供了一次自醒的机会。90年代以来，国内文学批评主要形态一种是“红包批评”，一种是“骂派批评”，从两个方面摧毁了文学批评的良知、尊严和职责，共同构成了文学界的学术腐败。李建军从文本和学理出发的直谏，应是对这两种评论家的一声当头棒喝。因此，人们真正应该反思和讨论的是直谏所暴露的评论家的良知问题，由此开启对陕西文学更深层次的追问。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不少普通的读者也参与到了这次讨论中间，他们也想来“谏”一“谏”那些知名作家。因为矫正批评风气、振兴陕西文学，已经不止是文学圈内的事，它牵引着众多三秦父老关注的目光。一位来自宝鸡市的读者用数千余言的“公开信”表示了他对这场争鸣的感受及对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现状的认识、前景的忧虑。《三秦都市报》还特开设两部读者热线，请读者就“直谏”一事涉及的观点畅所欲言。结果反响出乎意料地强烈，许多读者从各地打来电话畅言心声。他们的职业各异，有教师、作家、新闻工作者，也有医生、司机等，都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充满了对作家的关爱。读者们在评论作家作品的同时，也谈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如读者石俊荣就说道，文学批评与创作是同步的，虚伪的批评风气会影响作家思维的调整和改进，贻误文学事业的前程。但愿这次直谏不要像一针兴奋剂一样，令文学评论界哗噪一时，过后又归于一团和气。 陕西省外的一些作家、评论家也就这场争鸣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何西来说，李建军的谈话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因此有点放言无忌。但我感到，这些谈话对陈忠实、贾平凹两人都是逆耳忠言。批评要有锋芒，有见地，能说到点子上，对作家和读者才会有启示。锋芒就是从作品及社会现实、批评家思想积累出发，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比如葛红兵对一个世纪的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骂派批评，那不是锋芒，而是缺乏历史感，虽然很多批评是建立在一定的学理基础上的，但缺乏对批评对象的人格尊重。王彬彬也认为李建军的批评是严肃的，和近年来毫不讲理的乱骂式“酷评”是有区别的。李建军的文章很漂亮，也很尖锐，但尖锐不是毛病。王旭烽甚至谈到，陕西既出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也出“直谏”大作家的批评家。这个层面上的文学事象，不是中国所有省份和地区都能发生的，这本身就是陕西文学的光荣。郭铁成说，李建军的批评绝对出自一种超拔的气度和可贵的坦荡与真诚。我首先感动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批评家精神。也许正因为是知交，他批评起来，就更是襟怀坦荡，直言不讳。洪治纲说，这种真正批评的声音是我们文坛上久违了的，但是被其它喧嚣已久的杂音淹没得几近窒息，所以如今听起来有点“另类的尖叫”。 陕西文坛一些人士都谈到了由这场争鸣所引发出对创作、批评及其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周燕芬说，令文坛震动的是“直谏”者的底气和勇气。但由于媒体批评的特殊性，论者的独立见解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学理的论证还远远不够，批评仍然偏于感性偏于笼统，说到底，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引起震动引起喧闹，而是最终要落实到作家的创作上。过“捧”或过“骂”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难免会让人产生批评以外的其它一些想法，极端化在今天这个时代反而不能触动作家，他会觉得那是一种媒体炒作或者认为那是批评家自己的事情，或正中下怀或置之不理。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取得较高成就且居于文坛高位的作家，批评不具备理性的力量，没有高度的说服力，对作家基本是不起作用的。批评的切中要害，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应以学理作为支撑，有底气的批评倒不需要多么张扬的态度和多么强硬的口吻。但愿“直谏”成为陕西文学创作的理论批评双翼齐飞的良好开端，也希望“批评”不再被“直谏”一类的说法取代。艺术问题上的由“直谏”来解决，本身说明了创作与批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一种非正常不平等关系。在创作与批评之间不断对话、磋商、交融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于创作或批评任意一方的全新的文学意义，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也会不断催发理想的文学作品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