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轮廓 近两年我国文坛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批评现象，引起文学界普遍的忧虑和警惕。这里且例举其部分突出的代表，以勾勒它的轮廓和精魂。 1998年第10期《北京文学》发表文章《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批所谓“新生代”青年作家对文学前辈傲慢地加以全盘否定说：“宋朝以后就再没有人给过我指引”；“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觉得那时的人长得又矮又小，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显得智商很低”；“路过一个粪坑，如果不能绕道而行，就得忍受阵阵恶心的气味”。他们还公然咒骂鲁迅先生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误人子弟”的“乌烟瘴气鸟导师”，是个“糊涂的人”、“激进主义者”。他们的宣言，就是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 1998年12月10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红线专政》。这两篇文章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文学，批判它是“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个性沦丧，皈依群体”的“倒影”；批判它“缺乏历史深度”、“缺少人生智慧”、“标志着一个民族智力水平的降低和道德情操的沦丧”，“为文革作了必要的精神准备”；断定说，无论是柳青、是杨朔，还是刘白羽、王汶石、浩然、赵树理、周立波、茹志鹃等等，他们的创作都没有什么“正面”价值，而“主要应从负面去理解”；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天下之后”，“把文艺绑缚在疯狂运转的权力机器之上”的结果，要害在于“红线专政”，理论根子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星星》诗刊从1999年第1期开始，以“下世纪学生读什么书”为题，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新诗作品展开“讨论”。许多文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包括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贺敬之、郭小川、公木、柯岩等诗人的优秀作品罗织罪名、全盘否定。例如对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有人就诋毁说：“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就是“调和粉饰太平”的“假大空”。并质问道：“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好兴致？” 1999年4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一书。该书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何其芳等一大批现、当代作家统统加以贬损和否定，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帮中国共产党讲‘敌人’的坏话”，都是所谓“歌德体”，根本没有“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有人还一口气点了《一件珍贵的衬衫》、《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有关周总理的诗文以及茅盾的《白杨礼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荔枝蜜》、刘绍棠的《榆钱饭》等作品，诬蔑说这些诗文“所抒写的情感就好比是一条一直挨饿的狗，一旦主人给他吃饱了，于是欣喜若狂，忍不住对主人摇头摆尾”。该书对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进行了重点攻击，不但贬损说“语言十分平庸，肯定算不上语文意义上的佳作”，而且公然颠倒黑白地提出“联合国军”去朝鲜是师出有名，根本不存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也根本不是“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进而攻击魏巍的文章以“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偏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真相搅混、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字里行间还透着偏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就是这样，该书把魏巍的文章诬蔑成为“谎言”，并把众多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诬蔑成为“构成了一套系统的谎言”。 1999年第6期《芙蓉》杂志刊登署名文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文章题目就鲜明地表示，作者是要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全盘否定、彻底埋葬。文章宣称，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没有一个人“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鲁迅不行，他不敢从日本回国来“刺杀清廷走狗”，是“怯懦”，课堂笔记被藤野先生改得一塌糊涂，是“学医失败”，又“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是“地地道道的压迫者”，还“有一点儿性变态”，他“嫉恨阴毒”、“睚眦必报”，在人格和作品中有很多东西“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丁玲不行，因为她“迫害”沈从文；沈从文也不行，因为他“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萧乾也不行，因为他“也揭发他的老师”；老舍不该去死，那“是对现实妥协屈从”；钱钟书“假装专心于学术”，实际是“强权”的“同谋”；巴金“写了一份忏悔书”，岂能“将过去一笔抹去”？周扬“只是检讨了一下”，哪能就相信他是个“好人”！唐弢在文革中坐牢，竟然写了“交待材料”；端木蕻良、杨骚、茅盾，在婚姻上“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意志？”总之，“20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文章又诋毁说，20世纪中国作家也没有一部经典作品，语感不行，文体也不行。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呢？文章认为，一是因为“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观念的侵袭”，“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当成了‘小人’”；二是因为“《讲话》发表以后”，“一个时代、一个机构有理论、有组织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三是因为“到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当成了专政的对象”，于是，“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于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就都是“思想大于审美”，没有“真正的文学”，“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了几个突出的代表。很明显，它们所代表的是文学领域里的一股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者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它们从宣告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起始，进而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文学，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全盘否定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直至全盘否定和埋葬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包括这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事实上，1999年底、2000年初《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和炒作，就将一大堆污言秽语倒在了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头上。这或许是某些人所未曾料想到的吧。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经煽起，它就要遵循自己的逻辑发展，对历史全盘否定的范围必然会越来越扩大，横扫一切先辈、打倒一切偶像、亵渎一切权威的气势必然会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终于引起了文学界普遍的惊醒和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