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文学和集体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人的觉醒有关。胡适进新文学革命的两项内容，一是“活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语言工具的革新，是建设和到达“人的文学”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乃是通过人的发现以建设人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前夜，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号发表振聋发聩的大文：《人的文学》。这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的文章指出，新的文学“须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他把这种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可见，新文学在它的发轫期就有很高的境界，即确认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个人，文学的灵感以及创造的全过程与个人性的感悟与劳作有关。文学当然要作用于社会和大众，但文学是生发于个人、并经由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社会和大众的。但是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却在新文学的发展途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左翼思潮，几乎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定位于集体。这种定位导致前述那种文学的个人创造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严重的贬损和否定。 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的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当今的中国作家已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世界和他人以及对自身的看法，而不受或很少受到干涉。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人终于在文学中得到突现。社会的开放和商潮的勃兴给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这种形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 但当前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使文学大幅度地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众承担。在一些作家（并非少数）那里，文学已沦为梦呓般的私语和自我抚摩，这些作家在自恋自慰的陶醉中把自己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加以隔绝。作家的这些追求要是鉴于以往“集体写作”的教训而清高自处，那也无可厚非。而事实却是，这些作家（不是所有）却几乎是无保留地以这样的“个人化”取悦于商业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对身边、窗外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丧失”保持警惕自有道理，但他们对现今的秩序却失去了警惕——这原是欲望和复制的时代！欲望使个人无限地膨胀，而复制则最后地消弭了“个人”。 显然，文学不能只关心自己。杰出的和优秀的文学总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社会。 个人写作：有价值的悖论 “个人写作”是九十年代最蛊惑人最让文学界受用的一种“姿态”，在主流之外，它几乎成了对各自的立场有着不同表述的作家们的共识，只有个别诗人（例如于坚）明确表示过拒斥。几十年来，由于“公有制”社会型态所决定，国家话语对“个人”是限制性的，提倡的是非个人的宏大叙事。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中，历来极少有“个人”甚至排斥“个人”。“个人写作”的提出，因而首先具有文学之外的价值和意义。 但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个人写作”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对抗，它同时也“暗合”了国家话语的某种变化。个人化写作时期到来的必然性，和国家把经济命脉的自主权逐步还给个人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经济领域，“个人”愈来愈合法化，写作者在体制外生存变成为可能，个人具体的生活方式蜕变和大背景转型，自然而导致“断裂”，摆脱了意识形态制约下宏大叙事的因袭。 复印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我觉得是两件最具象征意味的事物。前者表明商业化信息社会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而后者则体现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个人写作”是艺术家在此双重压力之下，以个性跟共性、自由对法则或许是堂吉诃德式的反抗，同时，写作者强调以“个人”身份出场，也是对“朦胧诗”、“第三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种种集体反叛姿态的反叛与调适。 而在女作家那里，情况又有所不同。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私小说”与其仅仅视为张扬“个人”，不如看作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了她们对个人空间的迷醉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自恋。她们锲而不舍地对小房间、浴缸的反复摹写，坦露了呈现幽闭的阴郁隐秘的个人经历的渴望。更年轻的一代则把叛逆理解为“酷”，她们自我感觉良好，敞开身体，并不拒绝男性的欣赏目光。她们崇尚个性，不爱听父母唠叨，也无年长一辈（红卫兵、知青）的集体经验，既无法也不愿意进行历史叙事，便关上房门写自己的经验和感受。 以上种种“个人写作”的问题在于，当“个人写作”成了大家的共同追求，成为潮流，它其实已经异化为另一种集体写作行为，陷入“悖论”的怪圈。而寻找个人经验与时代语境相融入的可能，使“个人”与“公共空间”两个大小同心圆有相切点，对当下的写作尤为迫切。 对于“个人化”写作的具体文本阅读，看法并不统一。如有人认为或侧重于对压抑禁忌的个体、私人记忆的释放。也有人把解读重点放置于文本中人物的精神和肉体成长过程，而非仅存身体话语，相当一部分人持女性主义的阅读批评视角，还有人似乎更重视女作家的女知识分子双重叙事身份，这些批评视角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批评网络。 “私人化”写作为什么会出现在90年代，它与80年代的“女性文学”有何不同？更多的人认为是社会转型使男性精美文化撤离中心，使“无母无父”的女性写作在90年代获得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和与自己建立新的“历史档案”的可能。使80年代的“无性”或“中性”的女性文学从对自身世界的冷漠和逃避到90年代对“自足性很强”的女性的话语空间的涉足和“自我指涉”欲望世界的析筑。我认为是国内外的政治、历史、经济的变迁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中国文学界自身的变迁及外国文学的涌入，如西方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使得“双重边缘”得以产生，即个体话语相对于宏大的集体话语，女性话语相对于男性中心话语。而“私人化”写作正是在双重边缘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