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最后一周7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学者聚会于滨城大连，全面回顾中国诗歌百年进程，遥想诗歌未来，把一股强劲的诗性暖意注入了中国北方的料峭寒风。12月25日至27日，由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收获》、《作家》、《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山花》及作家山版社、《文学报》、《大连日报》周刊部第9家文化单位和企业联合主为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自1980年南宁诗会起，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诗歌走过了波澜壮阔的进程，它曾以敏锐、颤动的神经，启动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大潮，影响了几代人的心路历程。20年后，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各路精英聚会大连，使本次诗会堪称世纪末中国诗界的绝响。他们围绕着百年来中国诗歌的文学史贡献、诗与文化传统及全社会的关系、国际化背景下汉语诗歌的姿态与特性及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诗，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但可能更深入地发生在诗人内心，并潜在地影响人的灵魂。基于对我们的内心和灵魂的关注，文化周刊的最后一期拿出3个版面关注本次诗会。我们希望与大家一起以诗的方式来告别20世纪。 诗歌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虽然面临危机，但在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深处，她依然顽强地滋长着，弥漫着，渗透着，这种生命力产生了巨大的召唤作用，使严冬的萧条最终无法抗拒春意盎然的勃发生机。在这种意义上，世纪末举行的这次大连诗会，不仅真正构成了中国新诗的百年绝响，而且也堪称中国诗歌在新世纪发展的一个建设性开端。鲜明而突出的历史性和开创性特征，将把这次近20年来仅见的文学盛会及其具体收获载入史册，铭记悠远。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着有关中国百年尤其是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诗歌语言的嬗变、诗歌理论的建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互动、诗歌与文化传统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贡献及地位评估、国际化背景下汉语诗歌的姿态与特性、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和多种可能等等，全面、深入地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达到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在诗歌表现形式的创造、诗歌语言的本体意义的拓展和深化、诗歌艺术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及其对民族文化、世界文学和人性共融的特殊价值等方面的突破性和历史性的贡献，以及对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启示，与会者都予以了全面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质疑。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评价 这是一个既有基本共识又体现出争议性的问题。首先发言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应当重视20世纪的中国诗歌传统，这一传统是经过“五四”而主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和建立的，当代诗歌的传统也由此而来（李欧梵的发言请见今日本刊D2版）。相比之下，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的看法更为明确而乐观，他把百年诗史概括为从诗界革命开始，经“五四”新诗运动、革命新诗、新诗潮到后新诗潮等几个主要标志性时期，肯定新诗的发展是成功的。对于谢冕先生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先生认为，不仅要摆脱诗歌标准的“惟一”观，而且，以所谓的“多数”、“少数”定标准的观念也应当摆脱。她进一步质疑说，是否确实需要或能够用新诗完全代替旧诗（传统）的精神？并强调指出，将中国的汉语（语言）精髓注入新诗之中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新诗应当包容旧诗所达到的文化境界水平及经典性（郑敏的发言摘要请见今日本刊D2版）。《新文学史料》主编、著名诗人牛汉先生认为，只能说新诗已经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非完全取代了旧诗。新旧之间并不是纯粹相克的取代关系。这也是对“五四”式思维的一种反思。对于以上质疑，谢冕先生补充说，自己虽持乐观态度，但也是看不清前景；至于新旧关系问题，坚信只有新诗才是20世纪的中国诗歌，但新诗对旧诗也不是完全的替代，新旧之间的联系当然不能简单割断。 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从迄今已有的文学史书等方式这一角度发表了对当代诗歌遭遇的文学史评价的看法。他说，20世纪基本上是小说的时代，文学史书写基本上围绕或依据“核心概念”编码，如“改造国民性”等等，但这种方式对于诗歌的文学史书写则非常困难。因此，小说成为20世纪文学史书写中的主导性叙述内容，诗歌只能处于“次席”的历史和文化境地。北京大学副教授、诗人臧棣紧接着评论说，现在的文学史体制对诗歌写作造成了一种压迫感，进入文学史似乎是诗人的潜在目标，这种“文学史焦虑”对诗歌写作会构成某种威胁。诗人曲有源则明确指出，“文学史焦虑”其实是由批评家对诗歌的普遍性“失语”所造成的，其中暴露的也是批评家的尴尬。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对当代诗歌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他认为当代诗歌给各种文艺门类都注入了开创性精神因式，对此，文学史必须予以极度的重视。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陈超也认为当代诗歌迄今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恰当评价，而实质上诗歌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最大。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则指出，文学史写作受到体制性的规约，它是有限的，这也就证明了学院体制及其需求应当与创作实际进行最大程度沟通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