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确不一般。倘搬借时下流行的“注意力经济学”观点,则2000年可称近十余年以来文坛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一年——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是最能“出事”的一年。是年,本来已滑至“边缘”的文学,重新出现诸多聚焦点,在社会上的风头抢过影视界和歌坛,个中缘由发人深思。年终在即,正好清点一番,撮要而述,姑名之曰“便览”。 整体气象 异常活跃,亮点繁多,是2000年文学的基本特点。 大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问题,渐成热点,已有不少作家涉笔其间,颇受欢迎,虽然作品的艺术成色还有待提高。 城市题材的创作,在经历了五六年的发展后,步入高潮,且日益引起批评界的关注。这一创作,被认为是紧贴90年代以来在最新变革的推动下所表现出的社会面貌。 又有一些新兴作家崛起,并形成了“青春派”文学;文坛的年龄结构更加多层化。此外,儿童文学、科普文学较以往也大有起色。 长篇小说创作仍旧保持旺势。 网络文学虽不如上一年热,但也不断有新人新作出现。 文学手法进一步丰富,其中,自传体写作成为最具本年度特色的流行风格。 …… 以上诸点,权以寥寥之语录下备考,在此不及一一详述。我们将着重评述一些焦点话题。 文学评奖 2000年,用汉语写作的作家跟获奖可谓有缘。诺贝尔奖赶在20世纪的尾声,把文学奖授予一部中文小说,显然颇费思量。这且不说它。在国内,11月11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浙江义乌授奖,获奖者为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张平(《抉择》)。值得一提的是,上届获奖名单公布后,茅盾文学奖的声誉已降至历史最低点,《白鹿原》以外的其余三部作品,不单在文学界不能服众,社会反响也极冷淡,等于文学和市场两头都不认可;即使一般认为实至名归的《白鹿原》,因传出作者专为获奖而修改作品,也打了折扣。有鉴乎此,人们对以后茅盾奖就普遍看低一线。也许因有上述“心理”铺垫,今次获奖名单公布之日,我反倒微感惊诧——我指的是《长恨歌》和《尘埃落定》出现在名单之中。这种惊诧,来自于既往茅盾奖自己形成的评选标准和逻辑;倘把前四届所有获奖作品名单排列开来,谁都会发现这个文学奖项有着刻意的打压技术派作家作品的习惯,换言之,一部缺乏明显的所谓“思想内容优势”、长于小说叙事技巧研磨的作品,从来难邀评委会青睐,然而《长恨歌》和《尘埃落定》恰恰打破了上述惯例!《长恨歌》和《尘埃落定》的中选,是茅盾奖历史上一个戏剧性事件。我注意到,在结果公布以前,阿来曾向媒体表示对这个奖项的“不关心”态度——这当然是他自忖无缘获奖的心理的表现。另外一个细节,则是由于获奖作品中有《长恨歌》和《尘埃落定》,本届结果的发表,在社会上引发的热情明显上升,报道量大大超过上届,网站的各读书站点的讨论颇为活跃,文坛愿持认同态度者(仅就此两部作品而言)尤多于以往。 但是,本届茅盾奖的新鲜之处,并不足以影响人们对它的整体看法。相反,这个中国的长篇小说最高奖的改革问题倒引起了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当人们查阅该奖历届获奖名单的时候,不得不像有人所说,生出“遗珠之憾”:《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九月寓言》(张炜)、《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马桥词典》(韩少功)、《洗澡》(杨绛)、《羊的门》(李佩甫)、《无风之树》(李锐)、《丰乳肥臀》(莫言)、《高老庄》(贾平凹)……这些作品是否足以获奖固未可遽论,但它们同一大批已获奖的作品相比,艺术分量的强弱对比是有目共见的。有这么一番对比,茅盾奖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已不能以“遗珠之憾”一笔带过。有评论家这样辩解,“因为茅盾本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作家,他的长篇反映的就是时代,为时代描绘出广阔的社会画卷。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不可能与茅盾对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要求及追求风格相背离。”(《孰是孰非“茅盾文学奖”》,据《深圳商报》)令人殊觉惊讶,若依此逻辑,诺贝尔生前是化学家,以其命名的文学奖难道只能授予科学题材文学?恐怕白烨的如下看法揭示出了某种“真问题”:“把问题最终归于体制,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的组织尤其是评委队伍的组建,都是中国作协考虑各种因素来具体操持的。作协是官方的文学管理机构,如此重要的文学大奖,当然既要考虑所谓的权威性,又要考虑所谓的平衡性,结果就不能不选聘年事已高的、各门各派的评委,至于这些人是否熟悉长篇创作和熟谙长篇艺术,至于评奖能否真实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已有水准,基本上管不了也顾不上了。以这样一种机制去运作茅盾文学奖,前景很令人担忧。可行的办法是作协在评奖中淡出,代之以茅盾文学奖基金会作为主办单位,以民间的方式予以运作,以年富力强的评论家、研究家、编辑家为主要评委会,这或可会给这一每况愈下的文学大奖带来些许起色。”(出处同上)除了评选机构的改革,具体操作过程的规范化和透明度,更为重要。而这样的问题,已远非仅茅盾奖一家需要解决;也是在今年,北京首届老舍文学奖评选中,《古街》的获奖便因操作过程有欠规范和透明,而招非议。 “骂”的流行 年初我写过一篇《骂的流行》,事态好像有点不幸而言中了。不妨历数一下,仅广众瞩目的便有王朔发表《无知者无畏》、余秋雨批判、“美女作家”间互诬、鲁迅被贬、“读书奖”事件、围绕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几家出版社与作者间的笔墨官司,而其他散见于报刊之上的随机性攻讦辱骂更难以计数。我并不准备就这种种之“骂”是有理抑或无端多费口舌,比较起来,我感到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骂”的欲望何以竟全面地笼罩了文坛、愈演愈烈、并且几乎给所有的人带去了无可比拟的快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坛的人们何以深深陷入了这样一种暴戾宣泄的情绪之中,对这样的行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迷恋?它是不是已经深入我们的灵魂和骨髓,变成我们文学的一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