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7-0099-06 五代后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是一篇千年以来一直遭到误读的词论。在流传过程中，这篇文章有些内容根本未受到注意，而另外一些观点却被颠倒过来了，被人错误地理解了。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先将这篇400余字的短文照录于下：（注：文字用李一氓先生校《花间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銮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抒机杼之功。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叙引。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叙。 在这篇序文中，作者大致勾勒了可歌之“词”的发展线索，并提出了他个人的词学主张。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现根据个人的理解，将有关理由申述如下。 一、被忽略的“词史”观 这篇序文具有清晰的时间线索，可以说作者欧阳炯对他所认为的“词”的历史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认识和把握。文章从传说中西王母为穆天子所歌之《白云谣》叙起，显然他认为这就是“词”的源头。接着，历述阳春白雪、响遏行云的故事，前者是战国时楚国的高雅歌曲，见载于宋玉《答楚王问》；后者发生在先秦早期，见载于《列子·汤问》。“杨柳大堤”云云，指的是《折杨柳》、《大堤曲》，前者属乐府“横吹曲”，后者是乐府西曲歌名，梁简文帝《雍州曲》即有以《大堤》为题者。“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指新出现的乐府自制曲，这种自制曲，本是当时的豪富之家为了个人的歌舞娱乐而创制的。如晋石崇生活奢靡，但雅好声律，其宠姬绿珠擅长歌舞，崇为之制《王明君》等新曲，并配以自制的新歌诗，使绿珠表演，石崇亦成为乐府诗史上首创自制曲者；又如南朝梁羊偘，性豪侈，精音律，有爱姬张静婉，美而善舞，偘为之自制《采莲曲》（另有《棹歌曲》，史书称此二曲“甚有新致”），乐府称《张静婉采莲曲》。（注：见《乐府诗集》卷50《张静婉采莲曲》解题，该解题言材料取自《梁书》，而《梁书》于人名作羊侃（“偘”、“侃”通）、张净琬。）石崇、羊偘等皆豪奢一时，故称其所作之曲为“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二句，谓晋代以来的享乐斗富之腐化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终于滋养成了绮艳的词风。“绮筵公子”云云，是指词已沦为歌席酒边演唱助兴的工具。“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则说每况愈下，出现了南朝宫体性质的艳曲。“有唐以降”，指进入唐代，“在明皇朝”，则突出唐玄宗时李白的《清平乐》词。“近代”，指晚唐以来；“迩来”指温庭筠以后，“今”则谓作者生活时之后蜀。自远古至战国，至六朝、唐代、以至近代，作者的历史观念十分明晰。 在这个“史”的线索中，作者不但用了“自南朝”、“有唐以降”、“在明皇朝”、“近代”、“迩来”、“今”等明确的时间词语，而且，还贯穿着鲜明的“词史”意识。根据文中之意，他所认为的词的历史，就是歌唱性文字的发展史，应该是沿着西王母为穆天子所歌《白云谣》这条线发展而来的可歌作品（按：《白云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入《杂歌谣辞·谣辞》。而敦煌石窟所藏我国现存最早之词总集《云谣集杂曲子》，即取名于《白云谣》，这也反映出早期的人们是把歌唱性作为词的首要功能），前期带有民间歌谣性质，汉魏时以乐府民歌为主，晋代以后多是“豪家自制（曲）”，李白等诗人所制之词，乃属于所谓“诗客曲子词”（在文中，李白与温庭筠诸人又略异，欧阳炯似未将李白作品列入“诗客曲子词”中），创作者的身份与石崇等豪家不同。从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词的歌唱属性特别强调，文中所出现的“唱”、“声”、“响”、“按拍”、“合（鸾）歌”、“谐（凤）律”等辞语，及“谣”、“引”、“歌”等乐曲术语，即是有意将音乐性突显出来；而下文中编者赵崇祚请“我”作序的原因也是因“我”“粗预知音”，这也回应前文所述音乐性之主旨；而他所理解的编者的编纂目的，同样是为人们游览时、佳人歌唱时，提供一部歌唱的蓝本：“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再次照应前文。也可以说，音乐性同时间性一样，是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而它们之间又同时发展，并行不悖。 欧阳炯对作为文体的“词”的理解，以及他的词史观，与宋人及今人的说法不是很相符，然不管正确与否，应承认他有自己的明确观念，自成一家。欧阳炯在这里所进行的，可以说文学史上第一次关于词的历史的探索，弥足珍贵。前此，我们尚未发现像这样对词（可歌性的文字）的历史进行梳理的正式文章。遗憾的是，作者煞费苦心所勾勒出来的这条词史线索，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无论是词史还是词学批评史的论著或论文，几乎就根本无人提起这条线索，致使他的“首功”淹没无闻。非但如此，正因为忽略了贯穿其中的时间线索，无视其中明确表示时间的词语，导致将自“绮宴公子”至“南朝之宫体”一段描述六朝可歌之“词”创作情况及风格的文字，当作是他的词学观点看待，从而做出了恰恰相反的理解。 二、被颠倒的词学观 在叙述词史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词学观，那就是扬“清”贬“艳”。他认为传说中西王母的《白云谣》谣辞，是历史上最早的可歌之词，不但有歌唱以侑宴饮的功能和令人心醉的艺术效果，而且还具备“词清”的特点。这歌里，首先提出“清”的审美标准，确立全文的纲领。从“芙蓉曲渚之篇”开始，文意渐变，作者认为那些作品是“豪家自制”，专以富艳为尚，其言下已略有不满之意，然还有所肯定，那是因为它们“不无清绝之辞”，也就是说，豪家自制曲中，亦不乏一二清新之作，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正符合乐府诗的创作实际；而至“自南朝之宫体”四句，他将笔锋掉转过来，批判梁陈宫体冶荡淫靡，风格不雅，并以“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二句加以痛砭，语气严厉。“有唐以降”数句，叙唐代以来的享乐香艳之风，虽未明示褒贬，然其意甚显。“在明皇朝”数句突出李白、温庭筠二家，尤其拈出李白的应制之词，其意在于暗示它与前面“南朝宫体”、“香径春风”等的不同。“迩来作者”，指的是与他同时代的词作者，“无愧前人”的前人，指的当是宫体香艳以外的歌词作者，而非称文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