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0)-06-0026-05 一 《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与《文心雕龙》一起被称为中国文论史上的双璧。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对《诗品》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最早的专著是陈延杰的《诗品注》，1925年撰成，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差不多与此同时，张陈卿的《钟嵘诗品之研究》1928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陈延杰的《读〈诗品〉》，刊于《东方杂志》23卷23期（1926年）。在本世纪的《诗品》研究史上，陈延杰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占有突出的地位。回顾迄今为止70余年《诗品》研究的历史，笔者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加以评述： 第一阶段，1925年至1950年。这一时期共有论文23篇，其中一些文章具有较高质量，如陈衍《钟嵘〈诗品〉平议》，载《国学专刊》一卷四期（1927年）、王忠《钟嵘品诗的标准尺度》，载《国文月刊》第82期（1949年），等等。专著有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8年排印，1930年版）、许文雨《诗品释》（1929年）、叶长青《诗品集释》（1931年）、黄侃《诗品讲疏》、陈衍《钟记室诗品平议》（家刻本）、林天縻《广注诗品》（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等。上述著作当中，以陈延杰注本影响最大，此书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体例，并将《诗品》中所论列的作品辑录到一起作为《附录》，便于读者参阅。张陈卿、古直、许文雨、叶长青的有关著作，质量也较高。此外，陈钟凡、方孝岳、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诗品》均给予重视，列专章或专节介绍，强调其写作动机是针对当时时弊而发。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指出钟嵘论文不为时代所左右，其《诗品》对当时文坛上过分追求声律与用典用事的两种不良创作倾向予以批驳；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从创作与批评两方面分析钟嵘《诗品》的写作动机：在创作上不满意的是用典用事、宫商声病以及繁密巧似；在批评上不满意当时专书的“不显优劣”、“曾无品第”以及口头批评的毫无标准。总的看来，虽然建国以前的几种文学批评史在论述的深度上尚待深入，但论述的面较广，新见较多，不少论点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 第一阶段的《诗品》研究存在这样两个特点：其一，研究的态度较为客观、公允。论者基本上都肯定了《诗品》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同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毫不讳言，陈衍《钟嵘〈诗品〉平议》一文就钟嵘对五言诗人的评价曾提出过批评意见。研究的思路较为开阔，既有微观的材料考订、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又有宏观的理论阐述；其二，有些论文已经着眼于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主要集中于钟嵘与刘勰之间，如齐畸《钟、刘诗论参稽》（上、下篇，载《晨报》1941年5月20日、27日、6月3日）、徐中玉《〈文心雕龙〉与〈诗品〉》（载《时代中国》九卷二、三期，1944年）、培风《钟刘诗论比较》（载《民国日报》1947年2月10日）。在探索研究方法之多样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第二阶段，五六十年代。相比之下，这是《诗品》研究较为薄弱的时期。共有论文20篇，比较重要的如：罗根泽《读〈诗品〉》，（载《光明日报》1957年8月18日）、李伯勋《论钟嵘〈诗品〉》，（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22日）、牟世金《钟嵘的诗歌评论》，（载《文学评论》1962年2期）。这一时期大陆地区没有出现专著，只是在1958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重印出版陈延杰的《诗品注》，彭铎曾为此书补注，以弥补《诗品注》一书之不足[1]。港台、日本、韩国的研究成果则超过大陆地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并出版专著，如：韩国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汉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1967年版；汪中1969年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诗品注》。综观大陆地区的《诗品》研究，这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在于：从整体上介绍《诗品》或者开展点评式、随感式研究的文章较多，如阿江的《谈诗人的风格——读〈诗品〉随感》（载《文艺红旗》1959年8期），即是如此。研究者多从宏观角度立论，指出《诗品》的贡献与不足，论述较为全面，观点也较为客观平允，不过进行深度论述的文章很少，而且从微观着眼的文章数量极其有限。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诗品》研究史上的鼎盛期与成熟期。据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论文达170余篇，专著十余部，即：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周伟民、萧华荣《〈文赋〉〈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向长清《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版）、罗立乾《钟嵘诗歌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禹克坤《文心雕龙与诗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达《诗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陈元胜《诗品辨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蒋祖怡《诗品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等。 在上述专著之中，以校、译、注的本子为多，而专事理论阐述的著作较少。在校、译、注的本子当中，以曹旭《诗品集注》最为精到，资料丰富，校勘精密，萧华荣注译本、吕德申的校释本、王发国的考索本也颇有特色，或以准确无误的译注见长，或以严谨详实的考证著称。校、译、注的本子水平参差不齐，向长清注译本和赵仲邑译注本就曾受到过批评[2]。在理论性著作中，以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成就最为显著，此书不仅材料丰瞻，考证严密，而且研究方法可取，作者站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探寻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得出不少令人信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