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一种遭遇，一种他者眼光与陌生现实的遭遇。所以，旅行就是越出本土的囿限看外部世界，而旅行文学不过是对这种看的记录。进一步，旅行又是一种时空过程。在旅行过程中，时间与空间有着复杂的意义。时间维度在旅行文学中常常会切入了历史层面，构成旅行家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空间的转移不但有地理形态的骤变，而且有人文环境的巨大反差。自己所属的社会和文化与所到之处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复杂的比较参照，必然产生一种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其身份的深刻体认和反思。由此推论，较之于其他文学形式，旅行文学的时—空间的转移和变化，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所以，近代以来的旅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面向现代性问题。 在游历中体验现代性 关于何谓现代？众说纷纭。伯曼(MarshallBerman)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体验方式——即对空间和时间，自我和他者，生活的可能性和危险的体验——它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男男女女所共有。我将把这种体验的实体称之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境况之中，它允许我们冒险、强大、喜悦和发展，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与此同时，它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我们所知道以及我们所是的一切。现代境况的体验跨越了地理和种族、阶级和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说是统一了全人类。……成为现代的，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恰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注：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TheExperience of Modernity,ew York:Penguin,1982,p.15.） 如果我们以伯曼的理论为出发点，那么，可以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对世界急剧变化的感悟，一种对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的过程及其体验。用伯曼的话来说，就是“将男男女女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其对象，使他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他们自己，为他们开辟了穿越这场大动乱之途的同时又促使他们推波助澜。”（注：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1982,p.16.）假使我们把对现代性体验的思考转向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的过程和眼光，那么，现代性体验也就是中国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的问题。现代性体验就是对陌生的社会和文化的体验，就是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再次体认，就是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融入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过去那些坚实的东西变得值得怀疑了，在把自己变成现代化的主体（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其对象（被现代化的对象）。其核心乃是一种时—空间的比较和参照，是在时间（社会—历史形态）转换和空间位移（不同文化的冲击）条件下所产生的复杂体验，这正是现代性体验的内核。 旅行带有强烈的时间交错和空间位移的特征，它导致的陌生体验甚至震惊体验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是一种身心两方面的“冒险”。晚清总理衙门派员赴欧，大小官员竟“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张德彝《航海述奇》中记载了1866年在法国马赛街头闲逛，“左右围观，致难动履。”（注：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80页。）看和被看此乃辩证的互动过程。其二，陌生感来自一种中国眼光和异国现实的遭遇，其中必然衍生出许多距离、差异、不解和困惑。于是，陌生的眼光看待陌生的域外文化和社会，反过来又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新的体认和看法，最终又会导致对自我的陌生感（反思和批判）。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有冲击性和震撼力的著述往往是以下两种，一种是西方科学或文学的翻译著作，诸如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在中国引起陌生化的强烈反响，促进了新文化的萌芽和民众启蒙。再一类恐怕就是旅行文学或游记文学，从晚清以降的旅行文学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旅行者眼光逐渐变化的轨迹。 第一，晚清官吏或文人出访欧美，大都以一种传统的认知范式或格局来面对所遭遇的新事物和文化。比如，对所见的物质文化或新奇事物，从火车到电梯，从避孕器具到电话，他们往往有一种误读或误解。斌椿把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当作中国“木牛流马”之再现，而张德彝则把自行车解释成“木牛流马”。他见西方人使用避孕套，以中国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来看，百思不得其解：“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到了康梁出访西洋世界，已逐渐开始以西元纪年来言说历史事件。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康梁师徒看待西方文化的眼光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其中之一是不再以亘古不变的中国式眼光来审视外部世界，在他们的眼光中，多了一些兼容性，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一些可通约性和可理解性，少了一些“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满。从前一时期恪守传统缺少反思的状态，转向了对西方社会的深入思考和对本土文明的反观。康有为在意大利旅行，所到之处总不免比较和参照，联想到中国问题。这也许与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的观念有关。（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文人看世界的心胸已经非常宽广，他们记叙的所见所闻，从风格上说，显得较为舒缓从容，不再有晚清时期的自闭和自大，也不再有世纪之交康梁的焦虑和紧张。游记的文学性大大地加强了，风格因素突出了，细节和体验的精微越加明显。抒情性的加强是这一时期游记的特征之一。因此，叙事也就从宏大历史题材和重大政治事件，转向了日常生活和自然风光。这些转变是耐人寻味的，我想这也是现代性体验的表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