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二题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0)06-0080-05

      汉代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是相当辉煌的一页，名家、名作众多，历代的散文选本都会选收其中的大量作品，这都可以理解；但也有一些不好理解的问题，现在提出两个，就教于海内外的专家、同道。

      一、东汉散文为何被唐宋作家所排斥

      韩愈《答刘正夫书》：“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说到西汉末年为止，只字不及东汉；其《送孟东野序》又云：“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仍是说到西汉为止。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者，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之前其文简而舒，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裴度于《寄李翱书》中评点各种文体，点到了“周孔之文”、“孟荀之文”、“骚人之文”、“相如子云之文”、“贾谊之文”、“司马迁之文”、“董仲舒刘向之文”，也都是点到西汉为止。浸循以至明、清遂更有“非先秦西汉之书不敢读”之说。人们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但东汉文与西汉文究竟又有哪些显著差别呢？一般说来，都认为是东汉文章的骈俪成份增多了。但是细加检查，发现西汉文章的骈俪也不算少，尤其到西汉后期，例如扬雄的《剧秦美新》中有所谓“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如此精巧的对仗，放入东汉也是引人注意的。当然一种事物的发展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东汉初期朱浮的《与彭宠书》被后人选入了《骈体文抄》；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被选入了《丽体金音》，于是由东汉之初划线，说东汉文章已经靠近魏晋的骈体，这么说我也同意。但唐宋人排斥东汉文是不是仅此“趋近于骈俪”一个原因呢？我总觉得尚缺乏说服力。故转而想寻求一些更广泛的原因，现试补充以下诸项：

      其一，西汉文富于独创性，而东汉文则创新不多。西汉文章的这种“独创性”首先表现在诸种新文体的开拓上。西汉有许多文体是先秦时代所没有或至少是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如贾谊《过秦论》那种谈古论今的史论文章；如司马迁《史记》那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文；如枚乘《七发》那种的宏放铺排的辞赋；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那种辞采激昂的移檄文章；如东方朔《答客难》那种以守为攻、意绪恢诡的对问体。至于章表奏议，《左传》《国策》之所载，我们只能认为那是大书作者的一种“代言”，恐怕还难以认为那些就是历史人物个人的创作；西汉以前的奏议大概只能从李斯的《谏逐客》算起。而西汉奏议，则经过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发展，使之达到了这种特殊应用文的极致。此外如扬雄的《逐贫赋》固然可以说是受了《国语》中“叔向贺贫”的启发，但是能把前人本来影响不大的一枝一绪发扬光大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文章序列，这仍不能不令人佩服其眼光、其才思及其难得的魄力。此外扬雄还创造了一种精巧隽永的小格言，名叫“连珠”，也深受后代作家的欣赏。西汉作家在文体上的这些新创造，给东汉以后的历代作家开出了无数法门，从而产生了大量继承其衣钵传统的作品，如班固的《答宾戏》、曹植的《七启》、陆机的《演连珠》、韩愈的《送穷文》《进学解》等等，几乎每个品种都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至于《汉书》以下历朝“正史”的仿效《史记》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东汉作家就远没有这种创造性了，因而从东汉开始的被后世火爆继承的文章体式也不多。这是第一点。

      其二，西汉文章有一种质朴豪迈的原始气象，这应该以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为代表。贾谊、司马迁的文章慷慨淋漓，不仅以事理说服人，而且以感情气势打动人。他们的语言是为说理、抒情服务的，情之所至，笔亦随之。他们追求的是道理的鲜明突出与感情的酣畅，至于语言上有没有小毛病，事实上有没有小出入，说理上是不是周到细密、无懈可击，他们是不太在乎的。贾谊《治安策》的开头说：“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有六”；又说：“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易此？”汉文帝时的政治形势果然危险到这种地步么？白居易说：“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太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过秦论》是贾谊的代表作，为历代人士所激赏，但《过秦论》在史实的运用与议论的准确性上都有毛病。例如他说到秦孝公时有所谓“外连横而斗诸侯”，说到秦王政时有所谓“吞二周而亡诸侯”，就都是张冠李戴，与事实不相合。至于司马迁的文章，这类问题就更多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这里，吕不韦、韩非的事情，都在时间、因果上做了颠倒；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更是有激之言。有这样多的毛病却又被人们称做好文章，这就因为其基本精神是对的，其说理是精彩的、深刻的，于是人们遂得鱼忘筌，而不再计较其细部的粗疏。

      贾谊、司马迁文章的用词造句，有一种特殊的朴拙气象。如贾谊《过秦论》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钱锺书说它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史记》文章中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式更比比皆是，用今天的语法去衡量，可以说它是语病；但同一种句式而反复出现，这就只能说是作家的一种写作习惯了。扬雄的文章追求仿古，这种人为的反常，遭到许多后人的挖苦嘲笑是不奇怪的，但其某些文法、用字的古奥奇劂恰好被韩愈一派所继承。西汉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种宏放豪迈之气，这种“宏放豪迈”与“朴拙”的文风相结合，大概就是唐人所说的西汉文章的“奇肆”，与所谓“近古而壮丽”。范晔、刘知几称道《汉书》皆称其“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不厌。”明代陈继儒在比较《汉书》与《史记》的区别时说：“班之病，病在袭；史之妙，妙在创。班之病，病在密；史之妙，妙在疏。”顾炎武也说“《汉书》拘于成格而缺变化”。这种情形我觉得不仅表现在《汉书》与《史记》的差别上，也表现在东汉散文与西汉各种文体的风格差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