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古代通俗小说近百年研究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版本流传、成书时间、作家生平及思想文化等块面，而对通俗小说目录学研究，则较为薄弱。涉及本课题的论著，主要有三，即谢灼华《中国文学目录学》第八章“小说目录”(1986)、王海明等《古代小说书目漫话》(1992)、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二章第一节“小说目录学”(1998)。不过，谢、胡两文，只是罗列、介绍了若干前人所编书目，基本没有展开研究；王文虽已谈及小说书目的形成、分类等内容，却过于简略，未及深入。特别是对通俗小说目录学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诸如通俗小说著录的常见形态及其特殊存在方式；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建立、完善的历史分期与进程；通俗小说目录学地位全面确立的过程等，三文均忽略未提。鉴于此，本文拟以上述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将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作为一个具有学科意义的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一、历代公私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著录概况及其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宋元两代，乃是“说话”伎艺表演与话本小说编撰的繁盛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的公私目录，却对此毫无反映。仔细查阅《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艺文志》、王应麟《玉海·艺文》及《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目，竟然未录一部话本小说。传统目录，首次表现出其对通俗小说的排斥性。 目前所知书目著录通俗小说，始于明代，其目计有：1.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文渊阁书目》；2.正统年间叶盛《菉竹堂书目》；3.嘉靖年间(1522—1566)《晁氏宝文堂书目》；4.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5.嘉靖间周弘祖《古今书刻》；6.嘉靖间赵用贤《赵定宇书目》；7.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8.《文华殿书目》（载于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上述诸目多编制于嘉靖前后，凡录通俗小说122种，除去话本，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4种明代新产生的章回体通俗小说，数量虽不多，但该时期实际产生的通俗小说原止十余种，也就是说，各家书目所录已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对于通俗小说著录来说，实在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比例；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皇家图书目录如《文渊阁书目》、《文华殿书目》等，居然也著录通俗小说，此在清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出现这种情况，盖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明初至嘉靖时期，新编通俗小说多为历史演义，“史家”的色彩使它们较为容易被藏书者或目录学者接受（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其次，嘉靖时期，官方对通俗小说的态度较为宽容，甚至还有所支持，譬如钱希言《桐薪》卷三有明武宗夜半调阅小说《金统残唐记》的记载，卷帙繁多的《三国志演义》，即由司礼监、都察院等政府机构首先刊印问世；再次，社会舆论也尚未对通俗小说发起围攻，查禁运动亦才刚露出端倪……凡此均为公私书目著录通俗小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 清代书目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则可分为两段来考察，其分界线，乃是清初的两部私家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与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此前此后的通俗小说著录情况，迥然有别。《也是园书目》于传统四部之外，创设“戏曲小说”类，下含“宋人词话”、“通俗小说”等八小类，著录有《灯花婆婆》等话本小说16种，《古今演义三国志》等通俗小说3种；《奕庆藏书楼书目》，则将传统的“子部”分为十家，其第九家为“稗乘家”，包括“说汇”、“说丛”、“杂笔”、“演义”四小类，很明显，这里的“演义”一项乃专为著录通俗小说而设，惜“演义”有类无目，未录一部小说。虽然钱、祁两目著录的通俗小说数量微乎其微，与他们所处时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之势极不相称，但是，他们在通俗小说著录史上留下的理论价值，要远远超过其实践价值（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此后，直到晚清之前，几乎再没有一部公私书目，对通俗小说有过明确像样的著录，其原因自值得深究： 其一、清政府旷日持久的查禁运动，严重阻碍了通俗小说的收藏与著录。清代的小说禁毁运动，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且呈愈紧愈密之势，至道同时而达到高潮。综观各朝、各地的禁毁法令告示，其目标主要针对通俗小说的编撰、刊刻、租售，亦多涉及小说的收藏：譬如乾隆三年(1738)规定：“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注：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嘉庆七年(1802)上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等等。社会上的无藉棍徒，也乘机勾通地保，“以搜查为名，讹诈扰累”书坊或小说收藏者，通俗小说收藏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其二，社会舆论为收藏、著录通俗小说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清乾隆刊《远色编》卷中“劝藏书家”云：“阀阅旧家，藏书充栋，以备考览，以示子孙；若将淫书一概什袭，流传后代，能保子孙不过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为祖为父者教之为不肖为禽兽也。亟宜检出，尽付祖龙，方称为诗礼之家”；清夏敬秀《正家本论》卷下“闲书勿藏”载：“不可畜之书，则佛家、道家之经、各种淫词艳曲，及诸凡小说之类是也”（注：见陆林《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收毁淫书局章程》，转载了时人桂宫梯总结的“收藏小说四害”，所谓“玷品行”、“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小说收藏已被社会舆论涂抹上了一层既可怕又可悲的色彩，这足以使相当多的藏书者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