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半个世纪前郑振铎先生的这句感慨十分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特点，具体到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来讲，更是如此。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史料的不断发现是与中国古代小说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建立、完备以及发展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但它始终居于文学家族的边缘，被排斥于主流的文学殿堂之外，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大量的作品湮没不传，没有人专门用心搜求，因而也谈不上重大史料的发现和整理。进入20世纪后，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在梁启超等人的极力鼓吹推动下，小说一下被抬到空前的地位，成为启蒙救国的利器。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小说史研究开始奠基。这也正如胡适先生于1923年所讲的：“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注：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由于此前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和应有的重视，因此小说史建立之初的当务之急就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重大史料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同于诗文辞赋等文类研究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史料不断发现和积累的过程。 应该说，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内在需要才使先前自生自灭的小说史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原来不为人们注意的材料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也使原本单薄的小说史变得厚重丰实，它填补了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解决和纠正了先前的疑难与谬误，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研究。而对已发现小说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影响着整个研究的格局和特色。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不可想象小说史的研究会有如今的盛况和局面。以下分别详述。 一 世纪之初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草创期，当时处于西学东渐、自新图强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人们关注的是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以及与西方小说的优劣异同，偏重于论的一面，因而小说史料的收集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还是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比如黄人于1908年发表的《小说小话》（注：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第9期，1908年。），虽属古代小说的简要评述，但也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小说专题目录，其中提及的许多小说今天已不可见，弥足珍贵。也有一些学者是出于对宋元旧本的珍视偏爱和个人兴趣，对说部的稀见珍本小说给予一定的关注，这虽非自觉的小说史研究，但对小说史料的搜集和保存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促进和开端。这也与清代目录版本之学的高度发达和较大影响有关，早在嘉庆、道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就将宋本《梁公九谏》和《新刊宣和遗事》收入其《士礼居黄氏丛书》中影刻出版。到了近代，也有不少学者注意搜求稀见的宋元小说，并刊印流传。比如，1915年缪荃孙将其“避难沪上”时所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中刊印；1916年罗振玉、王国维将从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影印出版，第二年，他们又将在日本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编入《吉石盦丛书》影印出版；1917年，董康又将《新编五代史平话》收入《诵芬室丛刊》中刊刻。这一时期，古代小说的研究已经开始，但还不成规模，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五四”之后，无论是小说自身的创作还是有关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经过维新变法之后近20年的模仿和探索后，开始走向建立规范、形成学科的成熟阶段。古代小说研究学科及其范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应该包括研究框架的构建和小说资料的完备这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系列考证论文为标志，它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范围及其研究范式，直到今天，小说史的研究仍深受影响。后者则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代表，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史料基础，“为中国小说史立下目录学的根基”，“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注：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言。）这些著作也成为后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同时也激发了当时学术界对小说史料收集与研究的热情（注：关于中国小说史料学的具体萌发与勃兴情况，胡从经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一书中有精彩而翔实的论述，可参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这一阶段，许多重要的古代小说材料不断被发现，对此，郑振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描述道：“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注：郑振铎：《幻影》，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也正是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才真正建立和完备起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注：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胡适先生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古代小说引人注目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古小说的发现，尤为这个时期的特色。《宣和遗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话》残本的印行，《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来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说》的印行，都可以给文学史家许多材料。”（注：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因而该阶段小说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研究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辨析。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治学风尚有关，有不少治小说史者是采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小说的，如孙楷第、余嘉锡等学者的研究。早在世纪之初于敦煌等地发现的通俗文学资料经过众多学者初步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得以流传，开始受到小说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中王国维写于1920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既是关于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将敦煌所发现文学史料应用于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敦煌所发现的唐人小说，“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注：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1920年。）。其后，陈寅恪、向达、孙楷第等学者陆续撰文，将变文俗讲的研究融入到对白话通俗小说发展源头的探讨中，使这一问题获得重大进展。1927年《红楼梦》甲戌本的发现被胡适誉为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它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我们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了”。（注：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载《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未，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他的一系列研究不仅奠定了新红学研究的基石，而且使“研究《红楼梦》的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注：胡适：《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载《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首，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得见一个重要的《金瓶梅》版本，而且使《金瓶梅》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其他如《全相平话五种》、《清平山堂话本》话本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世德堂本、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发现等也都极大地推动了小说史研究的进展，大大地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时就已有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将因数年来佚著的陆续发现而大异其面目”。（注：郑振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见》，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