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0)04-0008-07 中国近代化道路十分艰难，因为中国人是从侵略者“老师”身上才痛苦地懂得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比自己长期固守的封建主义文化更先进，为了抗击入侵者，迫切地需要吸取西方的先进科技以振兴国力。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任务，落到了知识界肩上。然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封建士大夫文人，他们自身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完成自我否定的里程，这是一段坑坑洼洼地前进的路程。先进的文化精英们终于把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观念文化，逐层深化地引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在觉醒中趋向更新、在探索中有所开拓、在迷茫中产生蜕变的螺旋式衍变，从而走完了从封建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应该说，经济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对于近代化的完成有着根本性的意义，然而，人的思想观念转变，尤其是文化精英们的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转变却最为艰巨。探讨一下近代文人心态的衍变过程，是很有价值的。 广东地处沿海，近代的广东在时代大变动中处于前沿地位。这里，我们选取了张维屏、黄遵宪和黄节这三位代表了近代不同时期文化的广东诗人作为探讨近代文人心态的切入点。张维屏的《三元里》掀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的帷幕，也透露了盛世渐衰的气息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更新。黄遵宪的“新派诗”记录了近代中国人救国图强的艰难努力，标志著“西学东渐”的“新学”文化的崛起，传达出维新志士们开放、探索、务实的心态和内在的困惑。而黄节的诗歌则是辛亥革命以后，弥漫在进步文人之中的迷茫苍凉中有着蜕变的心态的出色反映，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终于摆脱了封建等级意识的羁縻，可以说是体现了近、现代“新学者”文化的形成。 张维屏(1780-1859)，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累官至南康知府，57岁辞官归里。张维屏的诗歌基本上是传统士大夫心态的反映，部分诗篇表现了仁政爱民、廉洁自守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也有不少诗作表现了“吞花卧酒，弄月嘲风”[1]的文人闲情逸趣。然而，作为广东近代第一个重要的诗人，张维屏诗歌的价值更在于仅占其作品总量一小部分的那些涉及时政之作。这些作品透露了在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内瓤已腐、外侵渐酷、危机初露时期，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特征。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预感到衰世将变而多方探求强国道路的开放意识。清道光年间，“天朝永固”的神话已经开始破灭，张维屏在十多年的县令生涯中，感受到封建官僚体制的腐朽。他以诗歌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例如，《衙虎谣》揭露了蠹吏固然害民，官贪更助吏虐的社会现实：“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官虽廉，虎饱食，官而贪，虎生翼。”又如《罗雀悲》《狱卒威》揭露监狱黑暗，《吹箫吟》慨叹鸦片流毒，《蝇头篇》讽刺科场舞弊，《田家叹》悯念生民疾苦等等。这种社会危机感由于晚年看到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更为强烈，诗人认为：“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背秦聊称帝，朝汉自称臣。讵意重洋水，能生内地尘。越台烽火息，回首一辛酸。”（《越台》之一）历史上“背秦”“朝汉”的争斗，仍然是中国人内部的事情，可是现在的敌人是远渡“重洋水”而来的外国侵略者，他们竟然在我国的“内地”掀起战尘!诗人忧心忡忡：“贾生一掬忧时泪，岂独关心在梓桑。”（《海门》）他所担心的不只是自己的家乡遭受蹂躏，更为忧虑的是祖国海上大门的防卫疏漏。在对衰世有一份敏感的同时，张维屏还产生了时势将变的预感。他曾写过一篇《侠客行》，叙述一个贵人横行霸道，鱼肉人民，终被侠客杀死。又有一篇《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从“寒尽觉春生”中，我们感到诗人的压抑、渴望、预感和呼唤。张维屏晚年诗歌中还有科技新事物和经济新设想的内容。例如《火轮船》，赞美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又如《金山篇》，不仅反映了旅美华工的艰辛，而且提出让人民自由开矿的主张。在《珠江》一诗中，诗人还对传统的“崇俭”观念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发展商业，鼓励消费，才是解救贫穷的办法。这些诗篇数量不多，可是其中朦胧地闪烁着的敢于突破、勇于探索的开放意识十分可贵，这正是千百年来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永恒稳固的传统文化有可能更新的先声。 这种传统士大夫心态的变化更重要的表现是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而隐现挣脱等级观念牢笼的觉醒意识。鸦片战争爆发时，年逾花甲的诗人异常愤慨，受到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的激励，他改变了过去的“毋开边衅”[2]的看法，写下了《三元里》等一批记录反侵略战争的诗篇。这些光辉的诗篇奠定了张维屏在近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曲《三元里》赞歌，是张维屏最有思想价值之作。诗人以雄直恢宏之笔，描述出三元里乡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战斗场面。正如郭延礼先生指出的：“在中国文人诗歌史上，把劳动人民作为爱国者英雄群像加以表彰和歌颂的，这恐怕还是第一次。仅此一点，也就可以使《三元里》这首长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永存不朽。”[3]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它的中心是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根本的宗法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在士大夫心态中最具稳定性和凝聚力。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己在社会等级阶梯上的位置，只能够也只应该克尽自己的等级本分，逾越本分的行为即使不受国家机器的惩罚也要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三元里》所歌颂的民众抗英斗争是自发地保卫家乡之战，对于这种不遵从朝廷之命的自发行为，诗人作出了态度鲜明的热情歌颂：“风人慷慨赋同仇”。这固然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热忱，但也不能不看到诗人对这种逾越“顺民”本分的行为的容忍、肯定以至赞扬。这种态度出现在一个封建士大夫身上，实在难得。诗人还进一步把民众的自发抗敌和朝廷的软弱政策作了褒贬对比，一方面是对低贱的“愚民群氓”的歌颂，一方面是对至高无上的朝廷的谴责，这里隐隐可见挣脱等级观念牢笼的觉醒意识。当然，这种觉醒并非自觉，在同样是反映抗英英雄的《三将军歌》中，诗人就是立足于忠孝观念进行歌颂的：“皆忠臣”、“忠孝全”。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不过思想价值就远逊于《三元里》了。 把张维屏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相比是很有意思的。他有龚自珍的衰世敏感和改革呼吁，尽管没有那么强烈；他有魏源“师夷长技”的开放意识，尽管没有那么明确；他有林则徐坚决抗击外侮的意志，尽管曾经有过犹豫。他能超越同时代进步思想之处在于对民众力量的认识，隐隐突破了牢固的等级规范。他体现了广东知识界承受传统观念较为松动，接受新鲜事物易于变通，感受时代气息比较敏锐的特点，他是近代士大夫文人思想观念开始变异、走向更新的代表。 黄遵宪(1848-1905)，光绪二年举人。中举后，抛弃科举道路，步入外交官生涯。他两度出任驻外使节，共达14年。其间完成了《日本国志》一书，详尽介绍了日本国情，同时也表达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主张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想。甲午战争爆发后，黄遵宪被召回任职，在署理湖南按察使期间，他积极推行新政。1898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尚未成行而戊戌政变，解职放归。晚年闲居乡间，诗人依然关注时局，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友人书信往来，继续探讨救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