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5-0103-06 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民主与法制观等方面的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这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改革开放和信息社会向我们大步走来的今天，高校德育不能因循守旧，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 一、当代大学德育的社会学、教育学特征 我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信息社会迫近的时代，一个经济、文化和道德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学德育，与以前（无论是解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德育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一只脚已迈进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改革开放和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封闭、保守的状态，而汹涌澎湃的信息化、全球化，则使我们这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身不由己地卷入信息革命的浪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道德贫困”和“道德重建”一直是社会和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开始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年轻一代信仰的危机，以“潘晓”为代表的青年苦苦地追问“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继而是80年代后期大学生在对“民主”和政治的幼稚和狂热之后理想的失落，以“朗朗”为代表的大学生产生了“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的困惑。到了90年代，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社会公德失范、职业道德健忘和婚姻爱情错位，使大学课堂的德育变得苍白无力。跨入21世纪，“新新人类”开始进入大学校园，极端的自我主义、享乐主义加上“网络症侯群”的蔓延，使大学教师头痛不已。一时间，大有“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之感，令老夫子们痛心疾首。究其原因，是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使原有的体制、制度、观念跟不上这种变化发展，引起了道德秩序的混乱；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汇，新旧道德、各种异质文化的道德之间发生碰撞、交融，道德观和价值观不再单一，道德产生流动和变化；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又使享受和消费成了普遍的追求，冲击了“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传统道德根基。道德体系需要在新的经济社会基础上重建。“流变性”、“多元性”、“重构性”是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特征。作为培养社会栋梁的高等教育，必须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道德重建的重任。 从社会学、教育学的角度看，大学德育是青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青年社会化是青年在即将进入社会的时候，基本完成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基本是一个年轻一代接受社会教化，承接社会主流文化的传喻，从而把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知识技能、性别角色等内化的过程。一般认为，它应包括政治的社会化、道德的社会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化、知识能力的社会化和心理状态的社会化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青年社会化主要是一个适应、继承的问题。在一个平缓渐进的社会，这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一个社会处于革命性变迁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切过去习以为常的或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东西，都受到猛烈的冲击、发生根本的变革时，社会化问题就显得复杂起来，过去那一套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德育方法，就难以灵验了。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历史的角度对人类文化适应也即社会化进行考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适应三模式论：(1)在古老的农耕社会，是一种“长者优势”的文化适应模式。这种文化适应的特征是晚辈对前辈的崇拜和无条件的顺从，青年们必须向年长者学习，是“未来重复过去”的模式。米德把这种文化模式称为“前喻文化”。(2)在工业社会，社会迅速发展，谁都无法提供理想的新生活模式，青年人和成年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创造，这就产生了相互学习的需要，长者的优势不复存在。这时的文化模式是“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的，米德称之为“同喻文化”。(3)而在日新月异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青年人由于生理心理的原因，能够迅速吸收和体会新的历史变革的真正意义，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成年人反过来要向青年人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时的文化模式被米德称为“后喻文化”。所谓“后喻（Prefigurative，又译前示性）”，就是后辈人反过来对前辈进行文化传喻（长辈向年轻一代学习），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可见，在前喻文化模式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代代传递，永远如此；而在同喻文化、后喻文化模式中，青年一代生活和憧憬的是他们长辈未曾经历过的生活，文化和道德的代际差异无可避免的扩大了。这就是著名的“代沟”理论。代沟给我们德育带来新的课题，但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代沟是值得讴歌的社会进步在代际文化关系上的表现。[1] 概而言之，当代我国高等学校德育具有流变性、重构性、多元性和后喻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我们要充分重视德育中自我教育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