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有较大发展，到2010年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该计划吹响了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军的号角。面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的加快及其现实性的逼近，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热门话题。 一、教育质量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观念，具有社会的和时代的特征 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有着自身的规定性。Martin Trow在总结发达国家大众化进程规律时，就指出随着数量的增长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认为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就包含了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只相信规模的扩大而不相信或者无视高等教育办学方向等质的方面的变化，则“无法解决增长所引起的问题”，其最后的抉择只能是“要么进一步增长，要么停止增长”。（注：马丁·特罗，王香丽译.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其质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着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并通过师生对待接受高等教育质量的观念、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课程、典型的学生经历、学术标准的特性、教育机构之间界限的性质等方面，表现出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差异。如就学术标准而言，精英教育阶段是共同的和相对较高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是更加多样化，而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则是“价值增殖”，而这种取向的变化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判断个体和学校活动的基础，体现出各个阶段质量规定的特殊性。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不是与精英教育的质量完全相对的概念，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的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具有丰富性与激励性的质量系列链及至网络，两种取向之间还存在许多中间状态，而且不可能按照某一个绝对标准对质量系列链乃至网络中的某一个点或者结点进行所谓的排序。在此质量系列链乃到网络中，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价值及特性就在于它更多地注重和追求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 1.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与发展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的 当前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的加快，因此争论不能不涉及到大众化及当前随之而来的规模的迅速扩张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但是如果仅从这一个方面来探讨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变化是有失偏颇的。这种视界有可能使我们走上简单地赞成或者反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的道路，反过来也成立，即论者所持有的质量观也许可能只是我们对大众化高等教育或者其进程的赞成或反对态度在质量观上的折射和反映。我们应当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来看待当前关于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争论。首先是UNESCO的三个报告；其次是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再次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然后是我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10月5日至19日在巴黎召开了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与会者达成了两个重要宣言，即《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出版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三个报告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对不断变革的世界的响应应当以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为指导，这三个口号决定着高等教育在地方上、在本国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对高等教育的针对性的要求已有新的含义，也变得更为紧迫”，“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等观念对我们当前更为深刻地讨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质量问题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而知识经济时代初现端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我们确立高等教育新质量观的社会基础。 2.规模扩大与质量发展是可以互动的 当前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数量与质量的协调问题。数量与质量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但有些人总是习惯性地只看到两者的对立，而未看到其统一的一面，在实践中表现为或是有意无意地牺牲质量以换取数量的增长，或是以保证质量为借口而固步自封。在条件固定的情况下，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效应就不一定存在了。辩证地看，质量与数量之间是有可能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关系的。一方面，数量的扩大刺激质量的适应性与针对性的增强，另一方面，质量的适应性与针对性引发的质量多元化的张扬又为数量的扩大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从质与量的静态条件下寻求两者的同时满足。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育机制，包括确立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如果按照传统的精英教育的办学思想去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中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思想不变，体制不改，措施不当，即使以行政手段推行，一时勉强得通，但难以为继。”（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1).）的确，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阶段转变过程中，难免存在规模扩大与质量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但问题是要区分规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能够促进进一步发展的发展性问题还是只能扰乱持续发展机制的非发展性问题，或者说规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人为造成的。改革的困难，要依靠继续深化改革来摆脱；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来克服。规模扩大与质量保证之间良性互动的达成这一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只能依靠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二、国家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衡量与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政策引导的这场规模发展反映了当前的一种价值选择 教育政策是价值选择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不同目标的调和。所有的目标不论各有多大价值，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因此有必要选择重点。就高等教育发展重点而言，从院校结构层次选择重点院校，从质量与数量范畴选择质量或者数量优先，从培养规格选择专科、本科、硕士或博士，从类型维度选择学术型或应用与复合型等等都不失为一种选择，而且每种选择都有其理由。“在教育上，选不好重点目标常会导致盲目的发展而不是谨慎地向最关键的方向发展。”（注：雅克·哈拉克著·尤莉莉，徐贵平译.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10）为此、政府、社会、学校、受教育者个体要通过加强信息沟通，通过系统考虑，在坚持整体性的原则下，确定适合国情、校情、个体的重点。问题是在当前这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价值追求必然也表现为多元的形态。为了使公共政策真正具有公共性，就必须对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整合，确定公共政策的优势价值标准是整合不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注：劳凯声，刘复兴.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优势价值标准是什么？简单说来是尽量满足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那么，如何在价值冲突与整合过程中树立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即优势价值观？如何在不同的目标或者价值之间达成动态均衡？就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质量问题而言，不会有人完全反对发展规模，更不会有人主张发展规模可以不顾质量，问题是在某一时间段有没有一个重点以及哪一个是重点。从制约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因素即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三个实践主体，以及国家教育权力、教育制度、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过程中个人与组织的活动、政策环境第七个方面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理顺体制、强调质量的前提下，实施规模快速发展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选择所倡导的优势价值标准具有很大的整合力与统摄力，是可以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而关于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也必须从这个现实条件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