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1)06-0021-03 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艰难时期”、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季”。从表面上看,由于美国国内种族和人权运动、侵越战争、经济衰退、校园学生运动的接连爆发,使得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而实质上,6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型向普及型阶段的转变时期(可称之为转变时期,或规模扩张时期),由于学生数量上的变化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质的变化,新型的高等教育必然对原先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理念带来冲击,诸如高等教育的界定、高等教育为谁服务、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等问题,迫切需要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在哲学层次上澄清认识。 《高等教育哲学》正是适应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该书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深刻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平衡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作者抓住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且从哲学层次上来思考,因而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教育今天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这场变化的实际仍有着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布鲁贝克的哲学思考进行述评。 一、如何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的关系 这是高等教育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后,高等教育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中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系统越庞大,与政府的关系就越重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它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几乎是高等教育唯一的资金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问题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1]由于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各有其针对性,因此作者分而述之。 学术自治即学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教师广泛控制学术活动,这种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在精英主义教育阶段、在高等教育处于“象牙塔”中时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高等教育日益卷入社会事务中后,学术自治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了。就象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由于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以往完全由教授们决定的事现在不能完全留给他们决定了,政府机构和国家更多地参与学术管理。“权力中心从大学内部转移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2],随着高等教育转到社会中心,大学“从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地位转移到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3] 在高等教育内部学术管理问题上,由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必须由专家和校院外人士两方面组成,那么谁拥有最后决定权呢?一派观点认为由外行掌握着财经大权的董事会决定,但是,尽管传统的自治受到各种侵犯,但学者团体仍然力求获得所属真正专业团体的自治权。如此看来,大学是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与学者们永无止境追求真理之间徘徊。 学术自由无论从认识论的、政治论的、道德论的观点看,都有其合理性的基础,学术自由是通向真理的最恰当途径。但是,在高等教育的扩张过程中,政府对学术不仅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助,而且还对研究加以干涉,“今日的学院和大学已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之中,常常卷入人的价值。”[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学术自由呢?学院和大学对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应该采取中立态度而放弃自由?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应当是有限度的,“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会成为灾难”。但不可否认,大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因此,作者认为,在社会与高等教育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5],那么如何处理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呢?解决的方式有:(1)划清言论和行动的界线;(2)把运用学术自由进行教育改革同进行社会改革区别开来;(3)对学术中立弃之不顾,让学说进行充分的辩论。 二、高等教育为谁服务 在高等教育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前,它的服务对象一般只限于少数学术精英。这时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权。但当20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后,情况发生了转变。由于高等教育在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责任,接受高等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转为社会让每个适龄青年公民的一项权利,人人都应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维持高深学问的水准呢?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6],因此,如何保证质量及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之后所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作者在“少数人对多数人”、“高等教育:权利还是特权”、“英才主义与平等主义”、“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标题下探讨了问题的历史渊源、理清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及哲学思考,最后认为,解决质量与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设立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应创办初级学院之类的新型机构,因为它既可以为四年制学生提供学术性学院头两年的课程,还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和补偿性、职业性的训练,并向青年和成年人开放继续教育。作者指出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以后,高等教育与中学后教育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因此,不应该因一些新型大学的学术水平低就轻视它们,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多样化的,必须具有某种灵活性以适应这种转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