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3-0013-06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博士，在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先后掀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热潮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论著，引起了欧美学者，以及亚洲、拉丁美洲学者的关注，并得到广泛的流传。迄今，他的论著已有日文、希腊文、西班牙文、德文、希伯莱文、法文、波兰文、俄文、意大利文、中文、丹麦文和瑞典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1]1999年，我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吹响了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进军的号角。国际上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引起了我国教育界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密切关注。本文就特罗教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思想核心——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和模式论及其影响做一简要评介，以供读者参考、指正。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论 二战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至60年代末，在学大学生数超过18～21岁青年人口的一半。60年代，西欧国家高等教育规模也在成倍增长。[2]规模的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观念、职能、管理、入学与选拔等方面的一系列质变。值此之际，特罗教授以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接连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长篇论文。逐步深入地阐述了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基本观点。首先，他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系统性质变化的关系，他认为：“一些国家的精英高等教育，在其规模扩大到能为15%左右的适龄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之前，它的性质基本上不会改变。当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性质开始改变，转向大众型；如果这个过渡成功，大众高等教育可在不改变其性质下，发展规模直至其容量达到适龄人口的50%。当超过50%时，即高等教育开始快速迈向普及时，它必然再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3]接着，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辩证发展观出发，进一步剖析了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他认为： 第一，在观念上，当入学人数极为有限时，接受高等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出身好或天赋高或两者兼备的人的特权；而在入学率达到或超过适龄人口15%的大众教育阶段，人们开始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看作是那些具有一定资格者的一种权利；当入学率达到或超过适龄人口50%的普及教育阶段时，接受高等教育逐渐被看作是一种义务。 第二，在功能上，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为学生在政府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而大众高等教育的对象则更为广泛，包括社会中所有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普及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能力，为发达工业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做准备。 第三，课程和教学形式。精英高等教育的课程是由教授们关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或一位称职的专家所应具有的素质的观点来决定的，高度严密和专门化。教学形式的最大特点是个别指导或习明纳(Seminar)，师生之间的关系为师徒关系，这与塑造个性及培养精英的核心功能相协调。大众教育阶段，课程趋向模块化，更加灵活，更容易接受，所取得模块课程的学分可以互换。学生在主要的学习领域或高校之间更加容易流动。教学形式一般是通过讲演进行，以讨论式教学为补充，强调传授知识和培养技巧。普及教育阶段，课程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学习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学生和教师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附属于学生更广泛地面向新的或更为复杂的前景，这更多地依赖于函授、电视、计算机和其它技术的帮助进行教学。 第四，学生的学习经历。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通常是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高等教育；学生住校并且不间断地（假期除外）学习直到获得学位。大众教育阶段，大部分学生仍是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高等教育，但入学日益容易，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较高的“浪费率”。学生是寄宿与走读相结合，同时，职业训练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具有就业经验，延迟入学现象较普遍，“时学时辍”现象增多。伴随终身教育的兴起，正规教育与其它生活经历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学生通过假期和在学期间从事非学术的工作来交学费。 第五，学校类型与规模。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是二至三千寄宿学生的小社会。如果学生规模超过了三千，它们将被分成几个小分校（院）。大众高等教育的典型标志是综合性学校，是由三四万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寄宿和走读相结合的“大学城”。普及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不受限制，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教学，其中大多数学生很少或从来不去主校园，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有密切联系的小社会，没有共同的标准、价值观和身份。 第六，领导与决策。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是由相对少数的精英群体——行政机构的领导、政府官员、大学校长掌握领导权并进行有效的决策。他们相互了解，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直接接触做出决策。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虽然继续受这些精英集团的影响，但更多的受“民主”政治程序的制约，并受学生、历届毕业的校友，以及各政治党派的影响。在普及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公众介入了高等教育的领导与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