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1)05-0014-03 按照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在2010年前后达到15%，从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观念，包括高等学校的教学观念、办学思想、人才观、知识观、教师观等等，一句话，我们的大学理念应当发生怎样的变革，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大学：精英的与大众的 蔡元培曾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社会近代以来关于“大学”的一种普遍理念，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对“大学”的基本理解，体现了我国社会关于近现代形态的高等学校的一种传统的精英主义大学理念。 在人类教育史上，大学最初就是带着满身的贵族气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国古代的“大学”，就是培养统治者的学校。欧洲古代的大学也是属于贵族的，所不同的是这里不仅包括政治贵族，而且包括教会中的精神贵族，同时古代欧洲大学即享有自治的特权。在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实现了教育大众化的国家，直到今天，大学的这种贵族本性依然没有完全消蜕。然而，当很多国家高等教育适龄青年的大学毛入学率逐步达到和超过15%乃至50%，甚至渐渐有或迟或早实现HigherEducation for All（全民高等教育）的趋势时，大学的贵族特性已经越来越同“皇帝的新装”有某种相似之处了。 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上，文化的权利在不断地下移，其中包括受教育权利的不断下移，当初孔子开私人办学之风，已经是大大的教育改革，但老夫子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如今有个叫做UNESCO的机构竟然能喊出："The Right to Education:Towards Education for All throughoutLife"（受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2]的口号来。“大学”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之中，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主观意志总是存在的，因而面对无法转移的现实总是生出如许的痛楚。于是很多人都如福田(Ernest Fortin)那样愤愤地讥讽现代大学，说这些大学与其叫自己为“整全”（university，其拉丁文词源有“整全”之义），倒不如索性称呼自己为“杂多”(multiversity)。大众的大学是否必然就会丧失精英的大学的“精英性”呢？这要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精英性”。如果把“精英性”理解为少数性和贵族性，那大众化必然意味着对这种精英性的解构，要是将“精英性”理解为较高的文化品位，则“杂多”与低格调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当然，这还要看你是否将大众看作“群氓”，但不管怎样你都无法否认这“群氓”才是人类在这星球上存在的主要方式，人民创造历史实在不是一句空话。大众化或许会暂时降低一点大学的格调，但总体上讲这一历史进程应当最终使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格调才是合乎逻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大众化的大学不可批判，布鲁姆(Allan Bloom)关于不可空乏和封闭人的心灵的警告无疑应当引起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人们的警觉[3]，然而，这些批判应当构成大学大众化的动力之一，而不应是对大学大众化的否定。 二、大学：文化的与功用的 我们的大学理念不仅包括大学应当属于谁的观念，而且应包括大学是什么和它可以与应当做什么的观念。德国大学改革的先驱洪堡(W.V.Humboldt)这样表述他的大学理念：“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durch Wissenschaft)[4]，这同我国“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他看来，“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5]。大学，是一种提高人文品位的文化熏陶机关，还是一种提供职业训练的功用性机构？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大众化时代也变得更加突出。 “研究高深学问”，而后是否应“学成任事”？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无法否定的，15%乃至50%，任何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而不“任事”的贵族。但这里还是存在众多“主观意志”的痛楚，其中有令人深思的批判，亦有对逝去贵族情结无奈的叹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以其德意志哲人独特的睿智批判道，“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真正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大众之所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6]这样看来，大学的大众化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高深学问的沦落，我们看到的情形好像也佐证了这一点。然而，细细一想，大众又为何“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呢？答案显然还是大众受到的关于“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太少，因而没有那样的文化品位。这样，我们就落入了一个逻辑怪圈：要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必先推广高品位的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的推广又会造成大学文化品位的降格。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能不在此费一番思量。 要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必先推广高品位的大学教育，因为除了教育，我们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高效率地提高大众的文化品位。问题在于大学教育的大众化是否必然造成大学文化品位的降格。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文化品位”理解为一种以少数人拥有为存在前提的贵族格调，那么高等教育一旦大众化，的确就谈不上“品位”了。但是，这显然并不符合真正的人文精神，人文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才是人文的价值所在。大学放弃了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而囿于实际的目的，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大众，而在于大学本身在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牢牢把握正确的大学理念，媚俗的责任自然应当由媚俗者来承担。大学应当始终保持自己作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学校”而进行“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的锐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旨趣当在全面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从而造就更多拥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社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