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1)02-0113-07 一 本文探讨大学史的动机来源于国外的一本比较教育著作：《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注：Ruth Hayhoe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Ruth Hayhoe（许美德）构建的中国大学史与我们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中国教育史学界，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等专著（注：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叙述的都是数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几乎与此同时，我又读到北京大学陈平原读许著后的一篇推波助澜之作：《中国大学百年？》（注：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301页。）。陈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国大学史研究应当以百年为叙事框架。他说中国教育史上存在两种不同渊源的大学：太学史只能讲到晚清，而大学史只有百年，“硬要谈论从古到今的‘中国大学’，恐怕很难得其要领”（陈著第271页）。读过许著和陈文后总是难以释然，因为隐藏在这种叙事框架背后的无非是舶来的文明规则，只要中国人认同了它，无论输赢都已是受着西方话语的支配，妨碍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而且许著中骄傲的西方姿态让人联想到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只存在不同的关于历史的叙述，而难以达到“真实”的历史。 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纷纷庆祝百年诞辰，并非就意味着“中国大学百年”。不同的文明结构使置身其中的人们赋予同一类事件以迥然不同的意义，近年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有强势地位。对知识界来说，从中国人“开眼看西方”时起未能常常对“近取泰西”的知识性前提进行足够深刻的反省。因而本文欲对此加以讨论，并借助对两种大学史中折射出的中西方大学学术传统的梳理，以期反省中国大学史研究。 二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中国教育史的叙事往往都从殷周开始。正如陈平原所讲，“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陈著第269页）。在中国教育史家的这几部大学通史中，中国的大学几乎都从殷周算起；然而要复原殷周时期的大学史也实在很难，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应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西汉的太学。（注：如蔡元培，见注(18)；当代有潘懋元等，见他为《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所做的序中。）在数千年大学史的建构中，虽有一定的陈平原所谓的“民族自尊”问题，但是这和陈先生所例兴的冯友兰对北京大学与张其昀对中央大学的溯源问题以及湖南大学力争从岳麓书院说起的努力完全不同，与严守史家立场并不相悖。 陈平原从《辞源》中探寻“大学”之义，是“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即太学”，把中国古代大学史称为tai xue史（陈著第270至271页）。但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并非仅限于太学，中国教育史早期对于古代大学的叙述以太学等为主干、书院为侧翼，而八九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界再掀书院研究热潮，儒家的大学之道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书院教育中。学术是大学的灵魂，而促进学术发展正是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丁钢和刘琪的研究中认为：“从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过程看，儒家文化始终为主流。由于时代的因素，它的自我完善的功能使它在与佛、道等家教育的斗争和抗衡中，又不断吸收融合佛道等家教育的经验教训，更新改造，终于成功地遏制了佛道等家的教育对其正统地位的冲击。书院便是儒家在这种斗争抗衡中自我完善的产物。”（注：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霍益萍的新著《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谈到，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各省书院亦纷纷改革，以学西学、研时务、求新知相提倡，有的还兼刻西书、代售新报、附设各种学会，成为当地传播西学、汇聚英才的中心，其中著名的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浙江求是书院等等。虽然书院改革主要在于内容方面，其他如教学组织形式等都还是老一套，但是这种“改良书院”秉承了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大学史上承前启后，为传统高等教育向近代大学的转变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注：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清末的“兴学诏书”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为学堂，书院的传统被割断，但书院之精神却影响深远。许美德曾谈到：“在20年代，传统书院的某些方面被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思想家刻意仿效，用来设计非正规的大学，也被诸如蔡元培和胡适等进步思想家们在创办正规大学时加以借鉴”，却遗憾“没能形成一种可行的体制，使被破坏了的书院传统得以恢复”（许著第292页）。但是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大学体制也曾小有作为，如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第六章中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注：《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自然，书院的组织过于简单还有陈旧腐朽的封建糟粕，而且在20世纪的中国无法生存（陈著第293页），但书院的学术传统确是一座高峰，叙述中国大学史只有越过而不能绕过它。思考传统书院的意义，会有利于中国大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