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1)01-0069-04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经济生活和国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成熟的今天，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大批原属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已面向市场。面向市场寻找研究课题和面向市场推广技术开发成果正蓬勃发展。对于这类面向市场的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的评价，只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去办，易于做到评价客观公正，同时也能使有限的科技研究资源得到较有效率的配置。可问题是对于基础研究的评价，由于基础研究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上述的评价体系自然与之不相适应。因此如何构建公正客观的基础研究评价体系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同时这也是个较大的问题，但本文只研究与基础研究评价和管理有关的学术道德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存在着许多不道德的行为。例如，何祚庥院士在文[1]中就曾揭露了科技评价中“拉关系成风，请客送礼成风，不惜重金送评审费成风”这些不道德的行为。 本文如下安排：第一部分分析基础研究的两个独有特征；第二部分用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分析基础研究不道德行为的产生；第三部分指出终身教授制对基础研究学术道德的重要的规范作用。 一 基础研究的两个独有特征 基础研究的独有特征，本文认为主要有二：1)基础研究的实质是探索人类已有科学认识尚未达到的未知领域，因而这种探索本质上要求自由探索，既不可能制订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不可能知晓需投入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2)基础研究的一旦突破会给技术应用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其研究成果，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大多属于公共产品；相应地，资助基础研究的资金应主要是公共资金。 关于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特征的分析，不得不先对现代科技（主要是西方科技）的发展史作个简单的介绍。 对西方科技发展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科技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时代，是因为古希腊民族具有迷恋智慧，崇尚理性的倾向，他们重视理性思维，强调逻辑的严谨性，注重知识的解释性。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便是对于自然界常识性知识的理解尚处于初始阶段，即整个人类的科学认识及理论的积累还相当贫乏；同时自然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相当漫长，人们很难切身体会到，更谈不上能够预示，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的束缚下，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或许说是注重理性思维的哲学家更为合适和恰当）为了替科学的存在辩护而提出的最常见的理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纯认识”[2]。这就是科学社会学鼻祖贝尔纳所称之的科学价值评价的“理想主义”。 事实上，英文中的哲学一词philosophy就是由前缀philo（爱好）+词根sophy（智慧）组成，其词汇意义就是爱好智慧，这或许从一个视角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称为Ph.D（philosophy doctor两个词的缩写）。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上述科学价值评价中的“理想主义”主张，可以看出：在古希腊时代，生活在自然界的人们，存在着一群对于所处的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揭示出自然现象所隐含的规律的心理上的渴望。这种好奇心正是单个的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同时这种好奇心在本质上具有自由探索性。因为自然界现象纷繁复杂，而人的天赋及爱好又是千差万别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探求的对象是人类已有科学认识尚未达到的未知领域。因而，大致可以断言，基础研究在本质上就要求从事其研究的个体走自由探索之路，谁能为这类自由探索性的研究确定一个计划，谁又能知晓未来的探索途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以上分析了科技发展史上早期阶段的科学研究大多属于自由探索性的，那么这个论断在当今大科学大技术时代是否还适用呢？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对诺贝尔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属于少数几个人的自由探索的成果。就连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人类登月工程这样规模浩大的有计划的工程活动，也并没有从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 综上所述，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计划管理只能是徒劳无益的，同时也决定了对其进行类似市场方式的管理也是不适合的；用类似市场方式去管理基础研究不合适，还因为基础研究本身就决定了其难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为了充分说明基础研究所内含的自由探索性，下面引用一个新近的例子。 这是一个关于激光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Townes的故事[3]。Towne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时，好几年时间在他自己选择的微波自激放大器的方向上都没有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他周围的人都为他着急，连当时物理系的几位同事（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建议Townes停下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说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是在浪费钱。但Townes并没有因此停下他的工作，因为他当时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所以他不用害怕，继续做他的研究，直到成功。 关于基础研究的第二个特征，即基础研究成果的一旦突破，会给技术应用带来革命性的发展，这需要了解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三者的关系，这方面的理论分析请参阅文[4]。本文在此引用一个较有时代特色的例子予以说明。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在文[5]中介绍说，“日本东京在1926年由于关东大地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由于遭受盟军轰炸，房屋两次都大部分被毁。由于东京是地震多发区，战前不允许建高楼。但是力学研究的结果改变了这一概念。现在东京高楼林立，其房地产业的价值当以万亿美元计。没有这一改变人们观念的研究，就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