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1-0080-08 从1895年天津中西头等学堂诞生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百余年来，中国的高等学校从本世纪初的74所，学生16597人[1]，发展到今天1071所，在校生总数718.90万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自诞生以来，国外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制度、管理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亦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追溯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这一独特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更有利于我们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在今后更好地接受、借鉴外来的影响。 一、20世纪上半叶的外来影响 1、世纪之初日本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势力入侵，西方现代教育也随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而传入我国。然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却使中国自此之后至本世纪20年代走上了全面模仿日本教育的道路。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明治维新，发展近代教育制度是日本民族迅速富强的根本动力，于是，师日本之长以制日本，师法日本以改变局势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96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国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并主张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制。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大学院三级。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不统一，这个学制没有施行。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在“壬寅学制”基础上修改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学制除宗旨有所改动外，在学校制度等方面并未改动，整个教育仍为三段，高等教育仍是三级，不同之处是将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年限为五年。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确立，这个学制一直延用到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然而，无论是1902年的学制，还是1904年的学制，都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翻版，与日本学制所区别的“只是名词的不同和当时在大学预科一级，因中国具体情况的相异，而把一些过去设立的学校，如方言堂、实业教员养成所等编入而已。”[3][153] 在教育行政方面，1905年11月，清政府批准了山西学政宝熙的奏请，仿日本文部省，设置了学部，并将国子监与礼部并入学部。学部下设实习、专门、普通、总务、会计五个司十二个科，高等教育属于专门司教务科管理、中学、师范、小学三科隶属于普通司。学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专门管理学校教育的机构产生。此外，在这个阶段，日本教育在教育思想、课程、师范教育等方面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大量的日文书籍的翻译对传播先进的教育理论，促进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及晚清社会变革都具有推动作用。 2、外来影响与京师大学堂的沿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然而其产生却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顺天府尹胡燏棻于1895年上书朝廷，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时间不长而能富国强兵使西方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而西方各国所以富强，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因此，他请求朝廷“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4][107]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首倡在京师设大学堂。在此之后，管学大臣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当时中国已有的各类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至多只是造就几个专事训诂考据的腐儒或翻译人才，略带新式的学堂，也不过囿于一才一艺，并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应将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1月康有为和御史王鹏运再次奏请开办京帅大学堂，2月，光绪帝下令开办。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京师大学堂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刺激中国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育才图强的结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然而，由于此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他们对于学问毫无兴趣，校风非常腐败。这种状况直到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时才得到了彻底改变。 蔡元培先生于1868年出生于绍兴，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7岁时为翰林编修。甲午战争失败后，抱着“学术救国”的宏志，他于1907-1911年、1912-1916年两次留学德国，其间并赴法国考察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德国1810年以柏林大学为龙头新建立起来的一批大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的中心。这些大学的共同特点是：“教与学自由”、“研究与教学统一”，重视科学研究，强调大学由国家举办，但应该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留德经历不仅使蔡元培先生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而且，通过亲身体验德国大学的发展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这表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