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原名《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的权力模式》，以下简称《学术权力》）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教授主持研究并出版的一部专题性的比较高等教育专著。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十多年间，西方陆续出版了很多高等教育的学术著作，但是却很少直接涉及高等教育权力问题。《学术权力》这本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集中研究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权力，并且在特定的机构背景——高等教育之中研究权力。它运用组织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众多社会领域特有的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日本七国高等教育权力结构。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国研究，共八章，每一章一个国家。各章首先描述历史背景，考察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事实，各章的核心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改革前传统大学的权力关系。这一部分论述了高等教育的六级组织，从学术组织最下层的教授或系直至中央政府，既分析了权力和影响的总分布，又分析了专门政策领域的决策的所在地，最后是结语部分，它把整个高等教育置于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从而评述这些权力结构的最新改革与演变，并提出了学术权力的命题、概念、模式和观点。 该书虽然提出了“学术权力”的概念和命题，但着重研究的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学术权力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权力组织结构。该书围绕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重点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一般组织上共同的和独特的特征，特别是权力和集团利益的所在；2)各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历史演变；3)有关教育实践和运行的结构影响；4)结构制约；改革和时代需求及趋势改变结构的方式。严格地说，它所研究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高校组织系统的行政权力。众所周知，在高校内部，实际存在着两大权力体系，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包括我们中国高校的党组织和群体组织），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以各种“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特征的学术权力系统。伯顿·克拉克教授领导研究并出版的《学术权力》，无论是“分国研究”还是“比较分析”，几乎谈的全都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问题。它对高等教育的行政权力问题分析得比较透彻，而对该书的主旨和核心——学术权力，却几乎没有涉及，尤其是该书把整个高等教育的组织系统的权力结构，看成就是学术权力，笔者不敢苟同。 其实，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两码事，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这种权力在我们中国区分起来并不太难。 1、从权力的来源方式看，行政权力主要来自于组织的委派或任命，而学术权力主要来自于专家学者的推崇。如：一个大学的校长的产生，虽然也经过民意测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上级组织的任命，没有上级组织的任命，就不能行使校长职权，也不能成其为校长。学术权力却不同。如一所大学的某学术及学科委员会主任，虽然最终还是要学校党委认可，但一般来说，只要某学术或专业委员的成员们推选，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同就基本算通过了，这种权力的形成，组织或政府行为不是主要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专家学者，是个人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 2、从权力的实质看，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权”（官），权大力大，学术权力的核心是力（学术地位），力大权大。高校的行政权力富有层次性和隶属性，实质上是一种统治力、领导力，如同省长比县长的层次高、地位高、权力大、省长领导县长一样，大学校长的地位比处长的地位高，理所当然，校长的权力范围比处长宽，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力度肯定比处长大。学术权力却不一样，它既无统治力，也无层次性，更无隶属关系。学术权力的“权力”是相对行政权力的一种说法，其实它并无实权，因为它既不管钱、也不管物、更不管人。学术权力是由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威望形成的，实质上它是某个人的一种学术威望所构成的魅力、影响力和内聚力。它完全是自发的，是一群人自觉而又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她）接受他（她）的支配。[1]学术权力，虽然无权，但它对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尤其是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却非常大。如，现代高校的组织系统都是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而某一学科、专业的教授权威又是建立在其渊博的专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教授的这种权威一旦形成，他对其学生和本学科、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的学术工作的监督，基本上是个人说了算，而不受某些集体规范的制约。如果是多个学科、多个专业的个人权威组织的集体权威（如学术性行会）的影响力更大，它几乎支配着所有学科领域的工作，成为高等学校中各种权威的核心，其他一切权力形式都必须考虑到它并且适应于它。 3、从权力的地位和作用看，行政权力起外在决定作用，学术权力起内在支配作用，这是由高校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工作内容有很强的学术性。高等学校一般都设置众多的专业、学科，广大教师分别组织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学科内为发展本专业、学科而努力。学校的许许多多的决策问题都涉及到学术和学术发展问题，任何一个高明的领导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样样都精通，况且高等学校教师从事教学和科研，多是独立工作，各行其事，极不宜统一指挥，一律要求。就教育工作本身来说，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高校的“行政”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建立科学民主机制，在广泛征求和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的前提下再作出决定，否则，得不到广大教师尤其是学术权威的支持，这种决策就可能难以贯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