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1)-02-0070-04 处于教育学与历史学交叉地带的教育史（包括高等教育史），横跨两个学科门类，既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又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性。教育史不是教育与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学科的汇聚与共生。如何融通教育与历史，兼采两类学科之长，拓展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新世纪发展高等教育史学科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经常有人会问：“教育史研究是从教育学出身还是从历史学出身更好？”类似的问题是，教育学界与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有何差异？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三言两语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春兰秋菊，各有特色。教育学出身者教育学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较优，但史学功底可能相对不足；历史学出身者史料掌握和方法路径较熟，但教育理论可能相对欠缺。除一般教育史研究外，前者更适合研究教育思想史和史论结合的问题，后者更长于研究教育制度史和考证史实问题。教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宏观、较广泛、较注意探寻教育发展规律，因此多作教育通史或贯串古今的专题研究；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微观、较专精、较注意求证历史事实之真相，因此多作断代教育史或具体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两方面的研究者各有所长、各有侧重，应该取长补短、相互融通。 历史与现实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历史与现实之间互相依存、互为渗透。因此，教育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是统一起来的。李大钊曾说，“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抽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1]社会的现实与历史一体而异观，教育的现实与历史也应作如是观。由于教育的继承性特别强，追溯它的产生发展历史有助于透彻地了解它的现实情况，同样，掌握当今教育改革的动态和理论发展也有助于真正读懂教育史。 要深入地研究教育史，就应对教育理论有一定的把握。在教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教育史与教育原理或教育哲学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的作者约翰·布鲁贝克就曾长期任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教授，并出版过高等教育史专著。鉴古可以知今，知今也有助于通古。一些新的教育理论使我们对教育史有新的认识，现实中新出现的教育问题也会向教育史研究者提出新的要求、提供新的视角，使研究者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如近年来争论十分激烈的招生中各省市高考分数线的倾斜问题，就与北宋和明代科举取士中的考试取才与分区取才之争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类古今如出一辙的问题会促使我们细探教育史问题。带着问题读史，在查阅收集资料时眼光就会格外敏锐。所谓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会浮凸出来，就是这个道理。读书又要读空白处。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带着问题读书，便善于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看出门道。因此，治教育史者仅有史学功底还不够，还需有一定的教育理论修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专攻教育史的学者应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以及古为今用的研究意识。历史学出身者有学习教育理论以充实提高的问题，即使是教育学出身者也需要不时补充教育学新理论和知识，关注、参与教育改革，使自己在研究教育史时具有一种现实感。在1996年12月于桂林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我曾提交论文《高等教育史研究三探》[2]，并据此作了题为“教育史研究中的现实感”的大会发言。在教育史专业委员会1999年学术年会上，会议代表认为中国教育史学在跨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最突出的任务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科学服务，积极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服务，但中国教育史学关注、参与教育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还不够。教育史学者对待教育改革要有正确的态度，在参与教育改革中研究教育现实问题，为教育改革及领导决策及时提供教育史学的借鉴和参考。同时，教育史学在为现实改革服务的过程中，应处理好与自身基础理论建设的关系[3]。当然，多数教育史学者甘于寂寞，具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为发展教育史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一般学者也较有兴趣做较单纯的学问。但在新世纪，教育史学科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如果坐在书斋中和现实隔得太远，就很难争取到课题和经费，也不易吸引优秀学生攻读教育史专业，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研究现实教育问题较易争取到课题和经费支持，与此同时也守住老本行，就可以“以今养古”。因此，古今结合起来研究，从时间上看投入教育史是少了，但对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却大有好处。尤其是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新问题、新学说层出不穷，研究高等教育史者更需要随时加油充电。英国高等教育史学家哈德罗·珀金认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或一度是现实的）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4]而要发现能够古为今用的课题，唯有掌握一定的教育学理论，了解教育改革实际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强调学习和补充现代教育理论并非提倡追赶教育时尚，一味紧跟形势或以论带史，而是为了做到史论结合，更好地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性，增强学科发展的活力。 二 教育史是姓“教”还是姓“史”？应该说既姓“教”也姓“史”，更准确的说法是姓“教”名“史”。对教育史学科而言，教育与历史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作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较为盲目，而没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研究则可能流于空洞。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要深入研究教育史，还应打好史学基础，借鉴史学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