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场的力量：万里模式断想 起步于1993年的浙江万里教育集团，经过8年的滚动发展， 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8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一条龙”办学模式， 从起步初期的100万元投入，发展到今天拥有固定资产6亿多元，各类在校生近1.3万人的规模。可以说， 万里教育集团创造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开创了公立大学改制的先河，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万里教育集团成功的秘诀何在？如何评价万里教育集团的发展模式？本人有幸四访万里教育集团，产生了下列断想。 断想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原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裂变，教育能否凭借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营造一个教育的服务市场？中国出现的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现象，能否为中国教育资源重新配置提供最好的发展空间？ 万里教育集团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对市场经济尤其是对“教育市场”的认识。万里教育集团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教育集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万里教育集团的背后并没有产业作为支柱，她走的是以学养学的道路，或者说是“教育产业”的路子，她的发展轨迹是以高质量的办学水平换取市场信誉，以竞争的方式争取教育市场中的份额。在目前整个教育集团中，万里国际学校（学前部、小学部、中学部等）已经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宁波乃至浙江部分地区的教育市场。 断想之二：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以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建立新的“市场准入”？当公共产品由社会力量进行资源重组时，公共产品的属性变化，是否会一定影响公共资源的流失？ 公共产品民营化，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公共产品尽可能让私人来提供，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张宇燕，椅子公园.《读书》.2000年第12期）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唯一原则。然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传统的公共产品也正在受到民间力量的冲击。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但是在西方学者眼里，公共产品的民营化“可以被视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过程，意即政府逐渐从部分公共部门中退出，或从前台转入后台。”（张宇燕.椅子公园.《读书》.2000年第12期）几年前，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就率先呼吁，“中国应把三分之一的公立大学转为民营”。这一呼吁在今天的万里教育集团得以实现。 万里学院的前身是一所具有50年历史的公立高等学校，于1999 年2月划转（亦称改制）到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公立大学并入“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例。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在公立大学重演？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教育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断想之三：教育的盈利性是教育理论难以接受的。但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世界性的教育财政危机始终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万里教育集团在内，似乎都存在教育的“盈利”倾向。谁是中国教育“盈利”的始作俑者？公立大学当中是否有盈利行为？民办教育机构如果不能盈利，其发展资金从何而来？ 万里教育集团的创办者，早期投入为100万，经过8年的办学实践，学校资产已达6亿多。不容否认， 仅就万里教育集团资产积累的速度看，可以说超过了当今中国的许多产业部门。教育的产业化运作在万里教育集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换个角度而言，这其中蕴含着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盈利”行为。从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包括万里教育集团在内，基本上都是通过教育的“盈利”来获得自身发展的。万里教育集团的发展模式对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万里教育集团乃至整个民办教育体系，以竞争的方式，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来获得发展的空间，对于这种性质的“盈利”能否给予一个新的界定？纵观国外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不允许追求利润，就难以激发民办教育机构节约成本和提供高回报率的教育服务的积极性。”（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试图介入民办“教育产业”，盈利是驱动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盈利”的监督机制。 断想之四：产权制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产权问题。随着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产权问题将超越盈利问题而成为制约民办教育的“瓶颈”。企业改革中的产权制度改革能否引进到民办教育中来？发展民办教育迟早要对产权问题进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