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便决定了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理念与社会需求的关系：一是从历史的视角对社会需求在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考察；二是从现实的视角对当今时代的社会需求在当代高等教育理念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社会需求在高等教育理念形成中所起作用的历史考察 哈罗德·珀金说过：“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过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大学”。（注：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同样地，如果我们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理念形成的影响，那么就不能真正理解社会需求对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鉴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下面的历史考察即以中世纪大学为始点。 1.中世纪的大学理念与社会需求 12世纪前后以意大利的波洛那大学、萨特诺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的诞生为标志，产生了被称为人类文化史上“智慧的花朵”的中世纪大学。当时大学主要是一种学者行会（以波洛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行会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行会）。而且从大学（University；Universitat）一词来看， 其词源来自于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此词的原意也是一种社会团体、行会等。 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在当时来说完全出于学者的自愿和自发，并没有象今天我们设立大学那样的明确的办学理念、周密计划和可行性论证及获得一种资格批准。如果要说当时建立大学的初衷，那就是志趣相投的学者们对知识的追求，满足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同时它也有世俗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需要。”（注：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7页。）并且期望通过建立大学这样一种行会组织来寻求对其所作所为的保护。由于这种对知识的探求是没有国界的，当时大学都是国际性的，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教授“七艺”，而且使用中世纪欧洲的通用语——拉丁语。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承诺担负国家发展的责任。尽管当时象波洛那大学那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还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世俗目标，但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需求和期望（这里把需求与需要作一区别：需求是主动的，有明确的需求对象，而需要是客观现实，是从一般意义而言的，并无特定的需要对象）。中世纪大学从一开始就企图把自己构建成“象牙塔”。这种“象牙塔”，一方面是大学表明自身对知识和精神追求的超然与执着；另一方面起着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免遭外界的侵害的作用，包括学者自由地发表言论，自己管理大学事务等。由此可见，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形成的自治性和国际性的大学理念的“萌芽”，并不主要是社会需求的直接结果，而更多的是大学自然生成的性质和自我保护使然。甚至大学为了表明对知识和精神追求的超然，有时还着意通过自治去摆脱和抵抗社会需要的功利性诱惑。 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尤其是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极大张扬。这使得一方面世俗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的控制；另一方面大学在冲破神学桎梏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困惑。这一发展困惑主要源于“大学能做什么？”这一诘问。如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其医学“已成了陈旧的理论科目，只有极少数虽然威望甚高但却毫无实际意义的医生团体研究它，而绝大多数看病治疗则由学徒出身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来进行。留给大学的只有七艺和神学部，培养的只是少数为国家控制的、规模甚小的教会服务的教士，他们大多不能在世俗政府任职。”（注：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显然，这一发展困惑是因社会开始对大学提出了需求、大学却不能满足的这一矛盾而引起的。所以，摆脱这一发展困惑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应社会需求，“让它们在培养教区僧侣的同时培养一种新的世俗对象”（注：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正是由于这一社会职能的改变和调整，大学开始经历着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学生人数大为上升。 2.19世纪的大学理念与社会需求 大学发展这一“黄金时代”的结束是在17世纪以后，这一时期人文主义逐渐蜕变成一种烦琐的经院哲学，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的需求，成为落后保守的机构。其结果是社会逐渐失去了对大学的信心和信任，以至大学学生人数剧减。大学发展又一次迷失了方向，而面临着被抛弃或被其他机构所取代的生存危机。因为“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注：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变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开始，人们更多的是从理性层面来思考和审视大学的变革和发展问题。19世纪经典的大学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需求已成为影响大学理念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19世纪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学理念莫过于德国的威廉·冯·洪堡（William Von Hunbldt ）和英国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倡导的大学理念。 洪堡的大学理念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创办柏林大学上。当1806年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取得了包括哈雷大学所在地在内的大片土地的占领权时，哈雷大学的教授请愿团向腓特烈·威廉三世呼吁在其他地方重建该大学。威廉三世当即表示支持：“国家在物力上的损失，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重新获得。”（注：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并委任洪堡为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大臣，负责全面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创办柏林大学。1809－1810年，洪堡的主要精力放在建立柏林大学上，并系统地形成和提出了他的大学发展理念。如果要说柏林大学的创建在当时有什么“与众（前）不同”的话，就是柏林大学创始人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思想，并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办学理念，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办学理念，大学则是在这些理念的导引下创建、运作和发展。这与早期的中世纪大学建立的自发性和大学理念的自然生成性完全不一样。更确切地说，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实践在先、理念在后”（有的理念是后人根据其实践进行总结和提升），而柏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则是“理念在先、实践在后”。这也是人们为什么要把19世纪作为经典的大学理念的形成时期的重要理由。或许人们自然还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大学理念提出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答案之一是社会需求，这里所指的社会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意涵：一个是从社会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当旧的思想观念面临困境，必然会对新的思想观念产生需求；另一个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即大学应依据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办学，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求。下面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对洪堡的主要大学理念作一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