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1)01-0053-05 一、中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中美高等教育交流视角 70年代末，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影响逐渐深入。对中国而言，与美国在高等教育及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对外学术关系。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学者约翰·N·霍金斯(John N.Hawkins)从中国留美归国人员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提出的建议的角度探讨了中美教育交流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派出留学人员带来了一些非预期的收获，如伯顿·R·克拉克所称的“学术模式的跨国移植”，在他看来，派遣留学人员到美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媒介[1]。 1982年12月，霍金斯在北京分组访谈了100余名留美归国学者，并设计了问卷，在教学方面，问卷内容涉及教员发展—教学(faculty development teaching)、学习、课程等。调查结果发现，归国人员非常关心课程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实施，他们对独立学习(independent)、在校经验学习(on-campus experiential learning)、同学互教(peer teaching)和小组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对破除苏联式专业化教育和实行美国本科生通识教育抱有极大兴趣；也对计算机辅助教学有兴趣。归国人员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出相应的建议，霍金斯确信有关部门正在考虑这类建议，并且逐步进行改革。 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中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权限都属于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全国各专业设置统一的课程、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高等学校只是按照大纲和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工作，几乎没有更换课程的权力，从而造成课程设置的僵化、内容的落后和培养模式的单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高等教育中“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因而，“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有的研究者认为，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是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2]。7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中的教学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而美国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促成力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途径是留美归国学者的推动。 本文重点从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教学观念转变，教学的内容、方法、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来透视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对我国高等学校教学的影响。 二、教学与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 观念变革是改革的先导。教学与人才观念的转变为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教学与人才观念的转变中，有两种变化最为明显，并且直接影响到教学改革实践。在这两种变化中都有来自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影响。 （一）通识教育观的恢复与发展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最早于1829年由帕卡德提出。它是指大学本科教育中共同性的、内容有一定广度的部分，它首先关注的是使学生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公民。解放前，我国一些著名教育家曾倡导过通识教育，一些著名大学曾实施过通识教育。如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制中主张文理相通，并首先采用选修制、学分制，改革课程模式。这些为其他一些大学所仿效。20年代后我国高校曾一度只注重实用性和专门性，但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教育家一直坚持通识教育。30年代末政府又规定加强通识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专业教育得到空前强化。虽然专业教育的强化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过分强调专业教育、专业设置过窄、课程设置过专，使学生所受的训练不足以使他们将来很好地适应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也限制了学生个体的发展[3]。 70年代末以来，中美高等教育交流恢复和迅速发展，大批中国学者到美国求学、考察和访问，许多美国专家被邀请到中国讲学或工作，通识教育观念的恢复与发展与此不可分割。如霍金斯1982年在北京进行的调查发现，留学归国人员对美国本科生通识教育抱有极大兴趣。 80年代初，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在其《访美有感》中用较多篇幅谈到了通识教育问题（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是谈人才培养问题）。他谈到三点：(1)美国著名大学低年级不分系，并可以转系；(2)学生入学后所学课程有较大的选择性；(3)任何学科的大学生都要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引述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话：“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而最根本的，我们培养的是人”，“学生要学习文艺、历史、社会科学，他们要懂得社会和人，因为任何一个科学家，每天、每时都在和人、和社会打交道。”他列述了加州伯克利化学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部分通识教育课程。在“学术现代化”问题中，他介绍了加州理工学院社会科学学科的学生有较好的科学或工程技术基础，毕业后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或政府部门工作，这份报告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界关注通识教育的重要标志[4]。一些华裔学者也建议在中国高校中实施通识教育。如1981年2月邓小平接见美藉中国学者参观访问团团长任之恭教授，任向邓小平说，中国大学生的知识范围太窄，学校的课程设置僵硬，他建议理科与工科、理工科与文科之间加强相互交流与渗透。邓小平赞同他的建议，并要求在座的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加以采纳[5]。在1985年的首次中美大学的校长会议上，两国大学校长纷纷谈到中国高校学科设置过分专门化问题[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