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被推向教育改革的的前台，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内驱力的作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转型变轨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视野中，我们也许才能进一步认清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向的合理性和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才能看清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 自从70年代初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tin Trow）发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一文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一直倍受世人关注。然而，人们往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似乎高等教育大众化仅仅是个经济指标，只要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达到15%—50%就万事大吉了。 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说，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能够容纳适龄人口的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超过50%为普及化阶段，确实是一项数字指标，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但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并不是只靠经济发展就行，经济发展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真正成功。 有资料显示，美国高等教育1940年就跨入了大众化的门槛，这一年的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16%。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按现在价值折算为1004亿美元，人均GNP为759.9 美元。 我国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22.8亿美元，人均GDP为674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法折算，我国人均GDP约为1000美元。这就表明，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具备充分的条件[1]。 因此，有论者断言：“高等教育大众化应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如招生人数的迅速增加（8年翻了一番），在校生人数的倍增，民办高校的大批涌现，招生、就业制度的改革，都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奏。如果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国可能在2005年左右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届时普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将达500万人，成人高校360万～400万人， 民办高校180万～200万人，中心城市大学100万人。 每年各类高等学校招生人数300万人，占适龄青年人口的15%左右。”[2] 然而，这些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并不就等同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功。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仅体现在量的积累上，更主要的还应体现在质的飞跃上。本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体现在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和高等教育面向大众的全面开放。 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理想、价值、精神、习俗等各方面贴近世俗社会阶层，雅俗沟通，精英与大众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法交流的障壁。具体来说，可以概括成这样几点： 第一，务实的社会价值取向。乌托邦的幻想曾经激起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它在给人类带来精神的振奋和想象力的扩大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次次深重残酷的灾难。20世纪血腥的屠杀和灾难，终于导致了“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世俗化的社会文化转向，就是在这样血淋淋的现实面前，重新寻找常人的生活轨迹和生存空间。务实的社会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拒斥理想的感召和精神的力量，而是预示着现世的人们挣脱“神话”、“圣化”、玄虚的枷锁，以正常的人的姿态立于天地之间，现实而又理性地生存。 第二，意识形态的淡化。在强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里，政治路线、原则立场、阶级斗争被摆在了最主要的位置上，世俗的理性和情感被挤压到最低限度。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就是凸显人们正常的理性和情感的东西，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维护；一切过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道德化的事物，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厌恶，人们生活在常情常理之中，首先要遵守的是常识。 第三，上下尊卑雅俗界线的消解。世俗化的转向就是对精英社会的消解。精英社会突出精英的社会地位，强调精英的权威，注重精英的楷模、示范、教育、带动作用。世俗化转向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处在广阔的平面之中，平等对话不再是一个口号和象征，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实存在。 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走向提供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气候，给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广阔的精神园地。只有在世俗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高等教育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 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看似是软指标，很难用标准的尺度精确度量，各个分支系统的表现也许纵横交错甚或矛盾相悖。但没有这个软指标的培植和成功，就意味着社会依然处在一个相对政治化、精英化、等级化的状态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价值取向、实施途径与之方枘圆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努力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和文字中。 近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又浮出水面，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世俗化转向的大势所趋。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走向，是社会文化走向的某种反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呼声和要求，实际上也反映着社会文化世俗化转向的信息。没有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的现实根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