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文科教育中，人文教育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人文教育是指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学科以及艺术学科的教育。 我国综合大学有人文学院和艺术学院（或艺术中心），其专业教学多属于文、史、哲和艺术方面。 理、工、医、农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其主体则是人文教育。 怎样认识大学的人文教育？从宏观上进行研究和讨论，使人们对它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对此，我的浅见大体有以下四点。 一、非功利性 确切地说，人文学科具有非物质功利性的特点。人文教育不是不讲功利，而是不讲物质的功利性。（注：见赵宪章：《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改的思考》，《南京大学中文学报》，1999年。）如果将“功利性”解释为“效果”，那么，人文教育的效果表现在人的精神世界方面。人，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通过这两个渠道去实现人自身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不过，人们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低估人文教育和精神创造的作用和意义的状况，目前已有很大改变，但还没有彻底纠正。 近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更多地借鉴美国的高等教育。应当承认，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法律教育、财政金融教育、管理（指经济管理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教育都有很高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这些是必须加以借鉴的。美国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比之欧洲的一些国家略逊一筹，特别是在哲学领域的成就更加不足。人们熟知的是，在20世纪美国出现了杜威、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提出“哲学死亡论”，声言要用“文学批评取代哲学”。美国没有出现“后哲学文化”（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大家；这方面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大家如福柯、德里达都是法国学者。西方现代哲学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欧洲人，他们的哲学创造颇有贡献。（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其它关于宗教神学的研究，美国大学也不如欧洲的一些高等学府，如德国图宾根大学、马堡大学和比利时卢汶大学。 举出上述例子是想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借鉴美国的时候，应当看到它的不足。在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除了应当发扬自身的创造性和长处以外，对东方（如印度）及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人文教育进行研究，也是不可少的。对于美国的教育理论和通行的大学评估体系则需要加以分析，既要看到所谓“量化”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这就是过分地着眼于“有形物”，即硬件，过分地追求物质的功利性，并且在某些方面以科技教育的准则硬塞在人文教育上，这就难免出现偏颇，表现在有意无意地低估人文教育，或者用不够精密的尺度去衡量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创造。评价人文教育的尺度，要从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如何实现其价值方面加以衡量；通俗地说，就是要看人的素质如何。价值、理想、素质等无法用长度、宽度和体积等作为标记。它们都是物质创造力的源泉。因此，文、史、哲学和艺术教育虽不讲物质的功利性，但是它要讲潜移默化，讲精神境界，讲美的追求，讲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的途径。 二、研究性 大学的人文教育应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具有特色和个性，不是千篇一律和照本宣科，这就要求人文科学的教师具有坚实宽厚的学科基础知识，同时在学科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点上有独到的研究心得。另一方面，学生学习人文科学应自觉地培养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人文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进，主要系于教师的研究功力和研究心得，并非其它。笔者有这样的体会：1946—195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本科读书，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听汤用彤先生的讲课。这几年间，汤先生开出《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课程，其体系和内容从现成的《西方哲学史》或《哲学概论》中是找不到的，是汤先生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勾勒、提炼出来，加以分析归纳的结果。这些哲学课程引导学生读原著，培养学生独立分析的能力。笔者在《听汤用彤先生讲课》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自己感受。（注：张岂之：《听汤用彤先生讲课》，收入《春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文、史、哲学基础学科的课程，不可能全部都是教师个人的研究心得，但是在课程体系、内容组合和某些点上总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这样才能达到感染学生的目的。只有这样，学生们学习人文科学才能从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启示，从而为科学的创新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昭示人们：只是拘守于一种教材，或者将外国人编写的教材奉为圭臬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这阻碍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现在已获得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应有的保证。在大学的学术园地里有了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条件。我们是否能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学生们、为学术界提供优秀的人文成果，要看人文科学是否能够立足于研究的基础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教育界有一种流行说法，大学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有些是教学与科研并重；有些则是进行教学，不提科研任务，等等。这样的分类是现实情况的反映，不能对于所有的大学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也需要看到另一方面，不论在那一类大学，教师们在进行人文科学——如此复杂、如此丰富的课程教学时，如果没有任何的研究，只是根据现成的教本，那么毫无疑问就很难教好课。而研究也是有层次的，比如对同一门和同一系列的教材进行研讨，这是一种研究方式；对于与课程有关的某些专题作研究，又是一种方式；至于对人文科学中的重要问题作专题的审察，这可能是更深一层的研究。总之，对大学来说，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即或在教学型的大学里，教师要教好人文科学的课，也必须进行研究，哪怕是初步的研究。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研究就不会有人文科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