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但直到世界近代化的曙光从碧蓝的大海升起，双方的交往才开始向思想和哲学的层次迈进。一个意大利人哥伦布身怀西班牙国王所写的“致大汗书”，肩负着寻找契丹的使命，带着他那到达香料堆积如山、白帆遮天蔽日的刺桐港的梦想，开始远航，从而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但阴差阳错，不知道大西洋上的哪股风把他的船吹到了古巴。哥伦布虽然没有到达中国，但东西双方宗教与哲学的交流乃至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还是由一个意大利人来完成的，这就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及他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就是“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掀开了新的一页。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继而又和明末大儒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从此，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头戏，乃至明清间历局大部分为传教士所主持。历学和算学二者历来不可分，利玛窦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元认为传教士所介绍的各种西学书中“当以《几何原本》为最”，梁启超也称这本书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乃至万历皇帝也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表面上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些似乎都是纯科学的知识，其实这些科学知识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学虽仍是中世纪的，但其理论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则把西方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学则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斯多葛、西塞罗等这些古希腊、罗马的大哲学家是在五四时介绍到中国的，其实不然。别的不说，仅亚里士多德的书明清时就有多部被译成中文。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落日加”即逻辑学位于首位，是“立诸学之根基”，傅泛际和李之藻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一部分译为中文，取名《名理探》，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则继而把他们未完成的后半部分整理出版，中文取名《穷理学》。这种逻辑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处于阳明心学衰落中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清风。 明清间，从利玛窦入华到乾嘉厉行禁教时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这次西方文化的传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此时士大夫阶层对西学的接受的态度。当时，尽管保守派并不少，并时时挑起争端，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学采取接受态度。利玛窦在明末时交游的士大夫有一百四十多名，几乎朝中的主要官员、各地主要公卿大夫都与其有来往。当时不少士大夫对于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随和，也不拒之门外，孤芳自赏，而是心态平稳，该做自我批评时就反躬自问，虚心学习，该承认自己传统时，也不夜郎自大，旁若无人。如徐光启在《同算算指》序中对中国算学失传做深刻反省，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而利先生的西学之根本优点在于“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而只有学习西学才能把我们已丢失的黄帝、周公之算学继承下来。那时的读书人中既没有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也没有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如晚明名士冯应京所说：“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从容自如，大度气象一言尽之。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中国文化传向西方，简称“中学西传”。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说中国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别的不说，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几部，这一点就是当今最大的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会说中国话，能读中文书，对中国文化就有了了解。于是一二百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要么写信，要么译书，要么著书，以各种西方文字把中国的书译成西文。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学西传上笔耕之勤，兴趣之广，成就之大，令世人惊叹！《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孟子》、《中庸》、《大学》这些统统都有西文译本，而且不止一种语言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译成西方语言。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开始，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如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安文思的《中国新事》、卜弥格的《中国植物》、《中医脉诀》等。如果说在他们前期的汉学著作中转述性、介绍性内容较多，那么到后期他们的学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成就。像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和《中国天文学纲要》两本书，通过考证《书经》中之日食、《诗经》中之日食、《春秋》中首见之日食来考察中国的纪年，其方法和今天中国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