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5-0015-06 综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今天，这一过程已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虽然世界上还存在对立和争夺，甚至还有征战和杀戮，但是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总体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新的世纪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 一、全球化进程呼唤文化自觉 人类的全球化运动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半球会合之时起就已开始。但是，在过去五百年间，世界各国之间主要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是一种不自觉的全球化，人类只是“被动”地卷入这一进程。世界各国真正认识到并进入全球化过程，还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致辞时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此后，“全球化”一说为各国普遍接受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等等与全球化是不相和谐的。但以往的全球化进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这期间充满战争、杀戮和掠夺等邪恶因素，上述各种“主义”在世界文化交往中大量存在，并由此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龃龉和冲突，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并长期处于周边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而这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心态又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构成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定势，它在客观上一方面拒绝以平等态度对待任何异质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了民族文化的自尊自大。正是这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心理定势，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目光和思想。当西方列强不但已经在工业文明的大道上奋进了几百年，而且它们向东方的渗透、干预和征服也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却竟然丝毫没有感受和体认。自大的古老帝国依然陶醉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余晖中，继续做着它“万世一系”的迷梦。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随之而来的屈辱一次又一次落在它的头上时，“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便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和“夷夏之大防”的文化心理定势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富有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西学东渐”之后愈益发扬光大。早在明末中国人接触西学之初，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1]的主张；哲学家方以智亦有“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2]之论。近代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主张，如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3](p.71)的预言；王韬也有“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4]的判断；章太炎力主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5]；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6](p.203)；孙中山则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p.1)。蔡元培也持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念，他主张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尤其是共和先进国之文化，但也需注意“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8](p.409)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要与研究本国的文化遗产相结合，“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步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之真相”[8](p.227)。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上述言论立论全面，影响深远，他们都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严格说来，五四以前的文化讨论都是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改造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它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已经具有了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标志之一就是突破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当深知本国社会发展已到了必须进行激烈变革的阶段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以西方先进文化为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进行坚决的抨击，而不屑于狭隘爱国主义者的那种本能的护短护丑心态。在他们大声疾呼抛弃旧文化，吸取外来新思想的呐喊背后，含有一种深厚的理性爱国主义情怀。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提升了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也相继提出了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9](p.560)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9](p.574)。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10](p.55)这些提法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表现出新的思想高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逐步成熟，其在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上也成熟起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汇激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古今中外关系问题上，不能搞“单打一”，不应有片面性，而应立足本土，立足当代，力求古今中外的有机融合。“掌握了辩证法”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在1934年提出“拿来主义”的文化方针。他认为，1840年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中国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主动权不能操之在我，中国备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侵略。有鉴于此，他指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化不能成为新文艺”[11](p.39)。其基本精神就是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独立自主地引进外来文化。鲁迅还以“旧宅子”为喻，说明“拿来主义”不仅适用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适用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他对古今中外关系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择取遗产，融合新机”[11](p.48)，“去其蹄毛，留其精粹”[11](p.23)。这无疑是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郭沫若的古今中外文化观也颇引人注目。他尖锐地批评了“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这两种错误的文化方针，指出“有人主张‘中国本位’的，这是半封建的意识。有人主张‘全盘接受’的，这是买办意识”[12](p.80)。在古今关系上，他主张“吸收古人遗产，以期继往开来”；在中外关系上，他主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13](pp.105～106)。这同拿来主义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的年轻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岱年坚持“文化创造主义”，明确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