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69-06 回溯五四时代，人们总会自然地想到两个名词：“知识分子”和“文化”。作为一个时代，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和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就主流来看，文化的变动是最具本质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五四知识精英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活跃和备受注目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此，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热门的话题。从擎扛“民主”和“科学”大旗的陈独秀、“肩担道义”的李大钊、呐喊社会的鲁迅，到风华正茂的青年一辈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尽管学识功力和阅历地位的差异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各不相同，但五四文化变动的主流铸就了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的共同特质，即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变革者。 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与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 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群体崛起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这场以“唤醒国民”和“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被冠以新文化运动之名，正好说明了近代中国社会前进过程中人们对先进文化的需求。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而呈现着两种趋势：一种是苟延残喘于不断丧失主权的现实，力不从心地维持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随时有可能倒塌的大厦；另一种是忐忑不安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努力于改变世界残酷竞争下中国的弱势地位。两种趋势演绎出近代中国守旧与革新、落后与进步两股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后一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代表近代中国前进方向的社会变革是一个由弱到强、由潜到显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大致的线索。其最初萌发于对中国落伍于世界的觉悟。一些有民族觉悟的中国人从与英国交战中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折射着近代文明的光亮。于是，他们“开风气之先”，大胆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这个主张尽管在鸦片战争时期遭到冷落，但终于在20年后付诸实践。中国人也学着西方人造出了兵舰、枪炮和子弹之类的“利器”，并由此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然后的觉悟是到了19世纪末。甲午海战将中国人打懵了头，拥有“先进船坚炮利战器”的北洋水师惨败在一向被中国鄙视的日本弹丸小国之下，这一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从打赢中国的对手那里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的新型政治制度同样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荟萃。于是，他们冲破“中体西用”的思想牢笼，提倡起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以及天赋人权、民主平等之类的主张，并由此发生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而结出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硕果。再后来的省醒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取代皇帝专制统治的共和制度不仅没有给中国注入生机，社会反而更加恶浊黑暗。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备感愤怒，他们认识到，中国光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不够的，西方近代文明的精华不只表现在生产力和政治制度方面，其背后还有孕育这些东西的文化韵力。于是，社会变革的视线又深入到文化的层面。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的缘由，也是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群体崛起的时代背景。 以主政北大蜚声论坛的名流蔡元培深感改造中国的根本在于更新人们的思想。他指出：“吾国以病夫闻于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注：《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手足之烈不可持”无疑是对以往武力革命的觉悟。所以，蔡元培对于新文化运动寄予厚望。他甚至把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等同看待：“考欧洲文艺中兴之起点，群归功于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注：《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五四时期的蔡元培不仅因革新教育界而引来诸多麻烦，而且也因提倡新文化而成为旧势力群起围攻的靶子。 李大钊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忧心重重，焦虑不安。目睹政治恶浊、民生凋敝的现实，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他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来表示对中国社会的忧虑和悲哀，并苦苦思索一条能够改变现实的新路。他得出结论：“时止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这里所说的“昌学”就是宏扬文化的意思。李大钊成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事实表明，他也对革新文化寄予厚望。 陈独秀的认识更是鲜明。在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就十分坚决地指出：今日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于是，民主和科学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陈独秀坚信文化的力量，他说得很绝：“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的羁绊。”（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6页。）其言下之意，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不仅能够武装工人，感化资本家、改造政治，甚至还要制止战争，其威力实在令人震慑。 五四精英的上述认识是当时“文化救国”潮流的思想缩影。虽然五四精英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认识到单纯靠文化的变革并不能救国的道理，但他们在当时将文化视为改造中国舍此无他的利器，则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先进文化的需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戊戌、辛亥、五四已经成为固定的名词分别与政治改良、制度革命和启蒙运动相联系。这三个固定的名词代表着三个前进的阶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三次进步，他们之间既有着传承相接的关系，也有着全然不同的阶段特点。这样的切换表明，近代中国前进的方向呈现着从经济的物质文明到政治的制度文明，再到观念文化的精神文明这样一条递进的轴线。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正是对中国前进方向的应答。
